中国科学院在制订和实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且发挥建制化科研机构的优势，研究前沿基础理论和尖端技术，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它勇于“啃硬骨头”，解决一些从“无”到“有”的问题，为取得“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例如，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57项重大任务中，以中国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两项合并占总项数的40.4%；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樊洪业，1999）66。中国科学院承担了中苏“122项协定”中的38个合作项目^[58]，还参与了协定中的很多课题。这些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产出能力已实现大幅度提升，近年来连续位居自然指数榜单的全球十大科研机构的首位。

中国科学院还积极参与经济建设，解决其中的重要科技问题。例如，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苏联科学院同行在1958年和1959年两次在白云鄂博做地质考察^[59]，查清了矿石中的主要稀土成分，探讨了铁矿和稀土成因等，这为白云鄂博矿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严济慈组织冶金陶瓷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为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究试验工作，包括白云鄂博复杂铁矿加工工艺研究。冶金陶瓷研究所发明硅铁还原法制取硅铁稀土合金的方法，在包钢建成一个中间工厂，生产硅铁稀土合金。白云鄂博矿后来发展成国家最重要的稀土基地，稀土研究开发使中国成功地炼制出急需的合金钢和特殊钢材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扮演了科技创新引领者、改革先行者的角色，并且率先与发达国家进行科技合作，实行所长负责制，建设开放实验室，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1980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春先研究员借鉴美国“硅谷”的新技术扩散模式，在中关村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此后，科学院有更多的科研人员“下海”创业，尝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催生了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中国科学院遵循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在1987年提出调整办院方针的思路：“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第二年3月又提出“一院两制”的构想（樊洪业，2003），进一步鼓励科研人员创办科技开发公司，促使联想等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www.daowen.com)

中国科学院主动谋划改革，于1997年12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与科学院的战略选择，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8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批示支持科学院的建议（中国科学院，2012）1。同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试点，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为了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包括科研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基地、科学思想库等，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布局、人事制度、资源配置模式、科技评价与奖励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提高了科研产出成效，这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国家对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7月17日视察中国科学院，要求科学院“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随后，科学院制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其中的改革举措涉及研究所改革、科研布局优化、人事制度改革、科技智库建设、开放合作等方面。2014年11月以来，科学院按照“四个率先”和“三个面向”的要求，重点建设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60]、特色研究所等四类机构，推进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着力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发挥着高端科学思想库或智库的作用，支持了国家的宏观决策。比较典型的事例有：1956年组织科学家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81年建立科学基金制度^[61]，1986年提出“863”计划^[62]，1997年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一系列重大建议或战略研究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重大问题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系统科学建议和解决方案，从而引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