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事业在“文革”中遭受重创，许多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文革”结束后，国家通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加强技术创新等举措，使科技界迎来“科学的春天”，科研恢复到正常状态。国家将科学技术定位在“第一生产力”^[38]，勾画出科技发展的愿景。1977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表达了科技发展的高远目标：“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在理论上有重大创造，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在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高远目标的实现，要靠不断深化的改革和持续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必然选择，它还能够为科技体制改革寻求经验。1980年前后，科技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及派遣留学生。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与欧洲及日本、美国等开始进行正常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例如，1972年中国科学院派团赴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考察（樊洪业，1999）218，1974年联邦德国马普学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科学院（郭传杰，2004），1979年邓小平在美国与卡特总统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张静，2004）。邓小平主张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39]，认为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是“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40]。在1978年之后的5年内，中国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公派的留学人员超过了9 000名，公派和自费留学渐成势不可挡的大潮。截至2016年，中国已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订110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形成了多种科技合作机制和机构^[41]，参与了国际大科学工程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阴和俊，2016）^[42]。大规模的留学和国际合作使得中国科技逐步国际化，显著提升了科技水平，培养了优秀人才^[43]。

计划经济体制也影响了科技体制，特别是技术研发管理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部委等经济管理部门按照计划，向企业下达试制新产品的指令，同时组织所属的科研院所、设计机构等负责或与工厂共同承担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任务。也就是说，在上级机关领导下，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两者一般不直接面对市场。国家对需求做出判断和选择，然后自上而下地安排研发、生产任务，最后将产品推向营销机构或直接分配给国营用户。企业至少存在两个突出缺陷：一是不能根据动态的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经营；二是没有健全的研发机构，产品研发能力弱。只要上级还下达老产品的生产任务，企业就维持再生产，老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现象并非鲜见。除了计划手段之外，整个社会缺少激励技术进步的高效动力机制。显然，体制改革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任务。

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把握越来越明确。198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这是为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而提出的改革思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全国主要科技力量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科技生产力，使成果迅速而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此后，政府从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做起，尝试通过改革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人事制度，稳定支持队伍精干的基础研究，鼓励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参与经济建设并争取实现经费自给，努力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44]。政府通过设立科学基金，建立开放实验室，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开放、竞争的科研资助体系^[45]。1999—2000年，原属国家部委局的三四百个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46]，逐步采取企业运行机制，而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则通过分类改革，优化、精简机构和队伍，探索建立现代院所管理制度。(www.daowen.com)

科技发展与改革方向反映在国家科技规划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方面。《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着眼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起初以“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为原则，重点支持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7个技术领域的主题项目，1996年增加海洋高技术领域。2000年，国务院决定继续实施“863计划”，强调“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培育高技术产业生长点，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重点支持高技术领域的26个主题和若干重大专项。该计划在2006年开始主要支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的前沿技术和部分重点领域的重大任务。

在科学基金制设立十几年之后，科技部牵头组织制订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它明确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在世界科学主流方向上取得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成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为未来高新技术的形成提供源头创新，提升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周光召，2007）。据此，科技部先后选择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健康、材料、综合交叉、重要科学前沿、制造与工程、中医理论和重要传染疾病基础研究、量子调控、干细胞等领域，部署了重大项目或研究计划，并对所立项目给予稳定支持。

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落实到技术创新，随后将“创新”扩展到全部科技活动，并提出“科技创新”的概念，在21世纪初期进一步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这是对科学技术本质认识的深化。中国科学院在1997年底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建议，1998年在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2003—2005年，国家组织编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47]，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为此，必须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共性技术。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48]。2016年5月，中央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其中规定的科技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