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曾制订应用科学发展规划，至少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科学界各自为政的现象，甚至开始主动了解苏联的经验。1950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学家呼吁加强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张九辰，2005）。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5月决定组织力量，参与国家制订国民经济十五年计划（1953—1967年）。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苏联顾问柯夫达起草《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建议中国组织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十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联络局，1955）。这个建议先后得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到1955年2月初，在郭沫若的第二任苏联顾问拉扎连柯的帮助下，大约360名中国科学家拟订出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初稿（竺可桢，1989），3月科学院提出《中国科学院12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部分），共53项，内容包括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新材料等尖端技术和国防科研领域，广泛涉及国民经济建设中带有综合性、关键性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像蛋白质的结构与生物合成等科学前沿问题。科学院的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奠定了基础，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务都被纳入十二年科技规划之中。

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致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稼夫，说明了制订科技规划的思路和要求：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制订向科技“大进军”的规划，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接近和赶上世界科技水平，使科学研究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必须像规划“156项工程”那样，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规划科学事业，首先确定应迅速发展国家主要科学和重大专题的科研项目，在最短的时间内（三五年左右）达到苏联和东欧在这些方面的最高水平；各部门的规划应有重点，科学院主要做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各产业部门应考虑重要学科和重要专题规划，高教部应主要考虑科学干部的培养计划并对科学和专题提出意见（李富春，1996）。9天之后，即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做报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2月，周恩来亲自领导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对规划的要求作出明确指示，即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充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1994a）。

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就提议由国家计委、科学院、高教部及其他有关各部组织成立“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联络局，1955）。1956年1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十人小组。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科学规划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科学院新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任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56）。3月，开始将科技专家召集到北京西郊宾馆，规模大的时候专家可达六七百名（王晓峰，1999）。

范长江领导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第一次碰头研究怎么搞规划时，杜润生建议先搞清楚什么是当代科技世界水平，选择什么突破点，然后再研究如何追赶。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决定找各领域有名的科学家和所有学部委员，然后按学科和部门分别作学科发展报告，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现状，并提出赶超的办法和条件。此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政府于1956年3月底指派18位科学家帮助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他们在中国工作一个多月，介绍世界科技发展状况和趋势及苏联的相关经验，帮助拟订力学、电工学、电子学、电真空学、精密机械、计算技术、水声学、半导体、自动控制、喷气发动机等学科的规划，内容涉及研究方向、研究重点、研究课题、机构建立、干部培养、仪器设备等。为了解决规划中的难题，中国向苏联派出了专家组，考察计算技术、钛合金、半导体、电子学、电工学、机械和动力等重要技术学科。

但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比较大。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有一种是按照学科来规划。大家研究后决定把两者结合起来，最后确定“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主要的方法来规划（刘振坤，1999a），任务带不动的就以学科规划来补充。这里的“任务”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出的科技任务。搞基础科学的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方法忽视了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在规划的后期，争论反映到周恩来那里。经周恩来指示，加了一项按照学科规划的“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补充任务带不起来的重大学科问题^[35]。总的来说，规划的制订原则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特征。

基本明确“以任务带学科”的基本策略之后，科技专家们在消化国家计委制订的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草案及各部门拟订的生产和科技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分组讨论科技任务，并按工业、尖端科学、农业、交通运输等不同部门，逐步提出56项任务，加上基础理论问题，共57项^[36]。根据这些任务，专家们编制了一个大的规划表，在每一项任务下，先分中心问题，然后分课题、负责单位、召集单位、进度要求等。按照该表所列的任务，几百名专家们分成几十个规划组，讨论起草文字说明和规划提纲及附件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56年8月《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编制完成。规划执行单位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12月，中央同意《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简称《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www.daowen.com)

《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确定了13个主要方面的57项任务，616个研究课题。大多数科学家同意从中选出12个重点项目：（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新技术（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57年，根据中国的请求，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和各部研究机构针对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书面意见。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设计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力和热工等7个研究所。

为便于国务院抓规划工作，周恩来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最紧急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写一份报告。张劲夫秘书长立即请钱学森等科学家们起草文本，最终形成《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为“四大紧急措施”（李真真，1996）。加上当时未公开的原子能和导弹，实际上是六项紧急措施，它们是远景规划的重中之重。“四大紧急措施”于1956年5月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国务院审议，很快得到批准（樊洪业，1999）70。中国科学院为落实紧急措施，专门筹建了相应学科领域的研究所。

1957年11月1日，郭沫若率领由120人组成的中国科技代表团赴莫斯科，进一步征求苏联方面对远景规划的意见，并且按照规划中的57项任务，访问相应的研究机构，商谈合作项目及派人去学什么，请哪些苏联专家帮助解决问题等（刘振坤，1999b）。1958年1月，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简称“122项协定”）（1958—1962年）。这个协定的核心目标是以中苏合作助力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实施。其内容以技术科学为主，涵盖了远景规划的主要领域，包括122个合同项目，下分600多个课题，参与单位有中国的200多个和苏联的400多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1958）。到1960年，至少有部分合作课题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例如，苏联帮助中国创建了核能、电子技术、自动化、半导体、无线电、电力、电工、精密机械、光学、动力等重要学科领域的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转移了为工业项目奠定基础的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自1961年起，“122项协定”被中苏新签订的缺少实质内容的协定取代。

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淡化了中国科学院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职能。周恩来对此有明确的解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周恩来，1994b）1956年10月，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向中央建议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将原来的十人小组改为党组。12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由聂荣臻任党组书记。1958年，中央又合并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于11月成立由聂荣臻主持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科学技术工作。

在聂荣臻主持下，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致力于远景规划的完善和落实、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解决科研问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组织大力协同、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这五个方面的工作。科技界虽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但到1963年已经完成57个主要项目中的50个（聂荣臻，1984）838，其中不少项目是提前完成并运用到生产建设中的，例如稀土的冶炼提纯技术和半导体材料锗和硅的制备技术等。

制订科技远景规划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展科技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它确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使科技事业进入国家周密计划的发展阶段^[37]。实践证明，远景规划对国家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发展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迅速建立起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快速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为持续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科技基础，也为政府管理科技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张柏春等，2004）175。后来，国家制订科技规划基本上承袭了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