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优点是中央政府能够运用权力高度集中的手段，集中国家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重要领域、薄弱环节和落后地区安排建设项目，调整各地区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快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这种体制发挥了它的优势，但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却显现出诸多缺点。例如，它促成条块分割，束缚企业的积极性，降低了经济效益；企业的产、供、销由国家安排，以产定销，缺乏创新动力；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各方面积极性不高，缺乏活力。

计划经济理论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然而，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非常复杂，计划管理部门能够计划和调节的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随时掌握和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内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就经常处于失调状态，摆脱不了“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死循环。

1984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据此，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撤销了10个直接管理企业的工业经济部门，即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企不分的体制基础，给企业遵循市场机制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逐步展开，逐步形成国有大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三资企业等并行发展的格局。国家开放市场，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投资驱动和比较优势等有利因素，促成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贸易顺差。起初，技术引进主要通过引进生产线和生产设备，以填补中国装备制造和耐用消费品（如家电）等行业的技术空白。此后，为顺应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转移技术，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高铁便是在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典型。

我们以家电、轿车和高铁为例，考察新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家用“大件”还要凭票，轿车是够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乘坐。到20世纪90年代，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新“大件”已是家庭寻常之物，轿车的年产量近50万辆。2000年以来，大屏幕液晶电视、空调、移动电脑和手机已成大众消费品，轿车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代步工具。到2016年，中国家用电器产量占全球的84%，汽车产量达2 500余万辆，家庭轿车保有量超1.2亿，京沪高速铁路全程只需5小时左右。家电、轿车与高铁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工业结构的转变、制造大国的崛起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20世纪80—90年代，家电制造业高速发展，经历了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本土化生产、消化吸收、改进创新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转移，家电制造业在旺盛需求的刺激下走向兴盛。中国企业从日本、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引进零部件、成套生产设备，进行家电的装配生产。至1985年，通过引进的113条生产线，国产电视机厂家掌握了电视机装配生产和调试技术。随后，为降低成本，提高国产化率，企业主要采取技术引进与合资建厂等方式，消化吸收日、欧、美的电子元器件制造技术，从非关键元器件开始，至显像管与机芯等核心零部件，逐步实现电视机的国产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产电视机厂家尝试局部技术改进，如增加AV端子和多频道接收器等。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大约进口了166条彩电生产线，但由于市场容量有限，实际开工率只有一半。于是，厂家在大打价格战的同时，积极谋求技术创新，如研发背投电视、声控电视和音响电视等。这一时期，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引入国际质量控制体系，以增强市场竞争力。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等大多经历了相近的过程。家电产业较早引入市场化机制，从引进技术到规模化创新大约用了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

家电是国际化竞争激烈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全球领先的家电跨国集团多数在华有合资厂。据WTO统计，仅1998年其中的60家合资企业就生产了全球10%的家电产品，而中国在高端元器件和技术标准方面的竞争力仍很有限。至21世纪初，海尔、美的、格力、格兰仕和海信等企业已经开始向国外出口家电技术。这些企业启动了国际化战略，建立国际研发中心，并与国外厂商组成技术联盟。它们以互联网与智能家电为突破口，争取在新一轮创新中获得优势。

20世纪70年代末，轿车基本上是高级官员才能使用的交通工具，拥有私家轿车似乎是普通中国人难以企及的梦想。当时载货汽车能够大批量生产，而国产轿车只能小批量生产。自20世纪80年代，轿车的需求被释放，轿车制造业走上“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国际汽车制造公司投资和转移技术。中国厂家进口零部件和先进的设备，进行组装生产，从而逐步掌握总装技术和制造技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由中国与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1985年合资创办，1997年达到年产30万辆桑塔纳轿车和33万台发动机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产品研发和设计机构，产品研发不再依赖政府部门。类似地，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等合资公司也成立了自己的综合研发部门，参与面向市场的新产品研发。1997年，中国已有年产轿车48.8万辆的能力，系统掌握了整车的冲压、装焊、涂装和总装四大生产工艺以及发动机的铸造、机加工、热处理和装配四大生产工艺。(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后期，轿车制造业加速开放，合资与技术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通用、福特，日本丰田、本田、日产，德国宝马、奔驰等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在华设立合资企业。同时，奇瑞、吉利、北汽福田、万向、潍柴等中国本土企业迅速崛起，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并建设国家级的实验室与技术中心，成长为全球汽车零部件及整车制造的重要厂商。当前，中国轿车生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产品的自主设计和制造技术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考验。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适合发展运载能力强、速度快的交通技术。铁路恰好满足以上两点，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也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近三十多年来，在高速公路和航空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铁路建设也实现了大发展和大变革。2016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铁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5%。

高铁堪称技术引进及相关技术创新的典范，引领了交通技术的变革，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1991年，高速铁路技术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的重点课题。当时，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已有的高铁技术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线路更长、速度更快、路网复杂、客流密集的需要。中国企业与科研机构采取技术贸易的方式，分别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中国需要的高速动车组。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企业逐渐掌握了总成、转向架、车体、牵引电机、牵引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牵引控制、网络控制系统和制动系统等高速动车组的核心技术，并有所创新。自1998年起，中国先后进行广深铁路提速改造，修建秦沈客运专线，实施既有铁路线的六次大提速等。2002年，建成的速度为200公里/小时秦皇岛至沈阳的客运专线，完全由中国设计、施工。同年，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华之星”电动车组的时速可达321.5公里。8年后的CRH380A高速动车创造时速达486公里的世界纪录，并拥有完全的自主产权。总之，中国在动车组、高速列车、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运营管理、安全监控、系统集成等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与强大的研发、制造和施工能力，能够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现在，高铁不仅是国内许多地方的“经济快车”，还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

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中，中国产业很好地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技术转移活跃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家电、轿车和高铁的快速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国际技术溢出、技术转移和国际分工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后发国家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中国产业界引入国外的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采用国际规范和标准，不断提高本国技术发展的起点。由技术转移带动的技术进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中国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阶段性差距，主要表现在：重要技术与装备主要依靠进口，企业研发能力薄弱，科研成果产业化率比较低，较高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能耗过高，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与生态问题突显。最突出的是技术创新能力弱，不易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经过持续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技术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产业和政府的关注点。只有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摆脱“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1994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后提出“九五”技术创新工作思路和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建议，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角色。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要把建立健全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31]，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开发类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发展成科技型企业，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项工作的目标包括：到2010年，技术进步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途径，主要领域的生产技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位，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9 351元（按当期汇率折合为7 924美元）。经济结构已有重大调整，农业保持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城乡区域差距有所缩小。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华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