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本来着眼于解决“吃、穿、用”问题，但因考虑备战而变成以国防建设为中心。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提出一份报告，认为工业过于集中在大城市，而大城市大多位于沿海地区并且缺少防空措施，很不利于防备突然袭击。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在当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1993）1199—12008月，国务院进而提出把一些建设项目放在三线^[30]，并将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中央肯定了国务院的意见，之后有关部门就开始部署三线建设，先后新建、续建、扩建大中型项目达1 475个，在腹地和西部形成常规武器、冶金、机械、航空、航天、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如攀枝花钢铁厂、第二重型机械厂（四川德阳）。1966—1975年三线投资占到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大约45%，这显著改变了全国的工业布局，增强了工业生产能力。

三线建设使东部的技术向西部进一步转移，同时也检验了工业实力、技术引进效果和研发能力（张柏春等，2004）378。支援三线建设的许多骨干企业和研发机构是苏联援建的或者使用过苏联技术和设备的，它们为三线项目提供人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一包到底。例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借鉴苏联援助中国建厂的经验，负责包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十堰），把自主研发新车的成果转给新厂，并将国内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某些国外新技术移植到新厂。值得注意的是，三线建设规模过大，建设速度过快，往往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且选址隐蔽，造成了多方面的后遗症。

在“文革”中，许多行业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经济建设步履蹒跚。尽管如此，工业界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使得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仍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幅较高的有电子产品、石油、天然气、乙烯、手表和照相机等。另外，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带动了技术进步，取得了一些重大技术成果，如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70年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兴建等。(www.daowen.com)

到1960年，中国就能够自主设计大型的煤矿、钢铁联合企业、发电站、重型机器厂等（周恩来，1997），钢材自给率提高到93%，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85%，续建了苏联中断援建的66个项目并使之达到或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平（彭敏，1989）53。例如，利用本国稀土资源，研制新型合金钢，取代了原来进口苏联的材料，保障了汽车厂、坦克厂等企业正常生产。此类情况表明，技术转移及其本土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还尝试从日本、西欧及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962年，从日本引进一套维尼龙设备，迈出寻求发达国家技术的重要一步。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国陆续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及东欧引进技术和设备（汪海波，1998）354，如合金钢冶炼、特种钢材轧制、1.7米轧钢机、汽轮机、合成氨、化肥、聚乙烯、乙烯等方面的技术和成套设备。这些项目提高了国内一些关键技术的水平，填补了某些工业空白，改善了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对解决吃、穿、用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