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即“拨乱反正”和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这为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1977年,中国恢复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4],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6]。该文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有助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17]。同年11—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一些案件平反等重大问题。随后,中央于12月18—2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央和政府的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8],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中央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做了新的探索并选择了务实的发展目标,这与当年的“大跃进”形成鲜明的反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将经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定为: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生产总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5年以后,中共十三大将1956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定义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从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科技教育文化发达程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最早始于农村,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姓“社”的生产形式,使农村更加解放思想地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及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的废止,也为城市经济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外开放的主旨是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往来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1980年,中央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后来又陆续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这些开放城市成为改革的试验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促进着经济体制的改革。(www.daowen.com)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改革遇到的极富挑战性且事关全局的问题。邓小平的有关阐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姓“社”或姓“资”的标志的思想束缚[20]。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十四大做出明确指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认识转变对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1995年和2012年中央和国务院分别确定了两个十年的发展目标:1995年5月宣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9月提出2010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要求做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些战略目标对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