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主要指标超额完成，这增强了人们对国家建设的信心。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提出“以苏为鉴”，不要迷信地学苏联。他认为中国开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毛泽东，1994b），可以比苏联发展得更快。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称15年后中国钢产量“可能赶上并超过英国”（毛泽东，1992a）。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将赶超英国的范围由钢产量扩展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薄一波，1993）671—672。其实，毛泽东更认可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目标（薄一波，1993）666，甚至赞成两三年内就可赶超英国的钢产量（毛泽东，1992b）。一再加码的“赶超”任务将国家建设引向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全国农村在1958年急速实现人民公社化^[10]。“大跃进”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于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1月批准进行调整，采取降低工业指标、缩小基建规模等补救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

1956年之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家利益、内政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产生分歧。双方的互不信任在1958年迅速升级，主要包括：苏联提出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和一支联合潜艇舰队；怀疑或不看好中国的“大跃进”；为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而推迟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拒绝援助中国研制战略核潜艇和远程固体燃料导弹。这些均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中苏两国由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发展为苏联在1960年7月决定撤回全部援华专家，直到两国的同盟关系名存实亡。此后，中国同时与苏联、美国及其盟友对峙^[11]，因而不得不自力更生谋发展。在1964年前后，鉴于中外关系的紧张态势和国内形势的发展^[12]，毛泽东认为中国既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又存在“和平演变”的危险。他高估了美、苏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1964年将经济建设的重心引向着眼于备战的“三线建设”。1964年10月，中国研制出原子弹，以科技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www.daowen.com)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任务，其近期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然而，现代化建设目标基本上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冲淡^[13]。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标志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的解冻。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转变为开展开拓国际经贸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