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了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竞争局面，中国则形成了国共两党军事大决战的局面。在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秘密访问莫斯科，谋求苏联的援助^[1]。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布中共将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1967）。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简称《贷款协定》）^[2]。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希望借助中国的支持来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及他在苏联的政治地位。1954年，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开始扩大对中国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援助规模，使中苏关系很快达到鼎盛^[3]。中苏结盟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毛泽东强调：“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薄一波，1991）42苏联有了远东安全的大屏障，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中国的农产品以及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彭敏，1989）57。

中苏结盟和中国“抗美援朝”加剧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美国直接帮助国民党防御和经营台湾。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1952年9月，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参加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了一个中国委员会，定期公布对中国及其邻国禁运的“战略物资”清单。这样，中国就不可能直接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原材料、机器设备和技术，只能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主要限制在苏联和东欧范围内。中苏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第一位。此外，中国因朝鲜战争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直到1952年经济建设资金所占比重才超过国防经费（汪海波，1998）94。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终于可以集中更多资金进行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认为不宜过早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薄一波，1991）22。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称，新政权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泽东，1967）。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国家的政治基础。中共领导人估计“新民主主义阶段”和建成工业化国家需要15—20年时间（薄一波，1991）27。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且以国营经济为主体，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同时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www.daowen.com)

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和管理国民经济的经验，因而十分看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道路和体制^[4]。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