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时期，清政府专注于发展军事工业，开办了与军工相关的学堂和翻译馆，中国学者表现出很好的科学天赋^[49]。在学制改革之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未将科学研究建制化。1918年蔡元培为中国科学社募集基金时曾说：“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

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是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发展较快较好的学科（周培源，1980）。例如，1913年建立的地质调查所发展较快。黄汲清认为它是民国时期唯一“具有国际水平”的官办科学事业（王仰之，1996），竺可桢认为它“可与国外相抗衡”（竺可桢，1932）。它在矿产资源和土壤资源的调查研究及地质图绘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国家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它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如翁文灏提出了“燕山运动”及相关的金属矿床形成理论。一些外国地质学家加盟地质调查所，在古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等方面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孙中山在1924年就提出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国民政府在1927年设立大学院，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两院均由蔡元培任院长^[50]；1929年又设北平研究院。两个研究院较社团性质的中国科学社更有利于将资源稳定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51]，标志着科学研究被建制化地列入国家使命。

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主要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到1930年已建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地质、工程、心理学、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林文照，1988；樊洪业，1985）。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20世纪40年代又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并新增数学研究所和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8年，研究所及研究所筹备处达到13个，凝聚了以陈省身、陈寅恪、傅斯年、侯德榜、胡适、华罗庚、李四光、钱三强、翁文灏、吴大猷、吴有训、赵九章、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一批人才。那时，中央研究院以“学术自由”为原则，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技术与产业关系密切，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主管产业的部门。民国时期，国内实验和书刊条件不足以支撑工程科学的前沿研究^[52]，却存在面向低端用户的大量技术需求。中央工业试验所主要面向技术和设备落后的民营工业，致力于调查研究工业原料，改良制造技术，鉴定工业品^[53]。抗战时期，在重庆等地设立机械、动力、电气、热工、材料、内燃机燃料、酿造、油脂、化学药品、制革、制糖、陶瓷、纺织染等实验室以及机械、制革、盐碱等实验工厂，做了许多“接地气”的工作。实验室先对原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在实验工厂做工艺试验，然后向民营工厂示范及推广，或帮助建设工厂，而工厂则向实验室提供一定的经费（顾毓瑔，1985）。

实际上，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及高等工科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差距较大。中央研究院的工学研究所规模小，仅仅在陶瓷、钢铁、玻璃、棉纺织等少数领域开展学理和应用的研究。1935年，作为首任院长的蔡元培会同吴敬恒、李仲公等人联名向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请注意技术，以增进国力民生，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并修改现行只限八院之大学制，促其注重专科技术，使有分设技术学院或技术学校之余地案》，建议加强工科教育。抗战爆发后，技术教育与研究的短板更加突显，应用研究比纯理论研究更受到重视。

【注释】

[1]按照这个条约，清朝割让香港，赔偿2 100万两白银，这对清朝的中央财政来说是巨额负担。

[2]总理衙门于1861年设立海关总税务司署，1862年设同文馆，1876年后统领出使各国的使臣，1883年下设负责舰队建置的海防股。1870年，李鸿章任北洋通商大臣，许多外交事务逐渐由总理衙门转给李鸿章，总理衙门地位下降。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

[3]林则徐和魏源都把掌握“夷之长技”看得太简单了。不过在当时对西方了解尚少的情况下，他们已是颇有远见的了。

[4]李鸿章在1865年升任两江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在内政、外交等决策方面影响力甚大。

[5]北洋水师主要用于防御日本，却在技术改进方面滞后于日本。1891年后，朝廷停止为北洋水师购船拨款。实际上，西方列强也乐得有日本这样一个对付中国的帮手。

[6]慈禧太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她自1861年开始垂帘听政，左右朝廷决策。

[7]在朝廷要利用义和团时，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等督抚却无视慈禧太后的态度，拒绝与义和团合作，实行东南各省自保。

[8]例如，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同盟会，后来同盟会在新加坡和国内成立分会。

[9]清廷因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按《辛丑条约》须向11个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约折合3亿330万美元）。庚子赔款本息高达约9.82亿两白银。清廷以关税和盐税为庚子赔款作担保。1900年，外国公使估计清廷预算岁入只有1亿两白银，而1900年之后每年要偿还的外债就高达4 200～5 300万两白银（罗兹曼，1988）290，292。1895—1909年间，清廷增收附加税，使税收翻了一番，但仍然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外国举债来支付战败赔款。1897—1900年间，清廷为了支付甲午战争赔款，向外国借款4 780万英镑。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不再支付战争赔款。

[10]关于心态的转变，董光璧认为是知识界和民众从传统的到近代的心态转变（董光璧，1995）3。

[11]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

[12]1917年8月，中国政府向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中德、中奥条约。大批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支援协约国。1918年，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13]即便是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政府仍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只能有效领导若干个省份，难以在全国有效实施政令。

[14]1938年，德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抗战之初，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并提供武器装备、车辆等物资，中国则以矿产资源和农牧产品偿还。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援华物资数量急剧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加强对华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远征军则在1942—1944年间入缅甸，支援盟军对日军作战。中国抗战补给的国际生命线主要有西北的中苏公路以及西南的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这些通道使得大量战略物资输入到大后方。

[15]容闳于1847年赴美国留学，185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55年初回国，1863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16]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天津机器局等都设有炼钢分厂。汉阳铁厂为中国首家大型钢铁企业，于1891年动工兴建，1893年投产，拥有炼铁高炉、炼钢转炉、炼钢平炉、轧钢厂等，主要生产钢轨等产品。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7]北洋水师的主要战舰是从欧洲进口的。到1874年2月，福州船政制造出15艘吨位不大的轮船，其中部分军舰在北洋水师中充当配角。1875年，李鸿章宁愿直接向国外订购舰船，其理由是尽早建成水师，买船比造船的费用低。福州船政装备福建水师的舰船在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几乎不堪一击。

[18]清朝的机器局有别于西方以盈利为主的企业，带有封建衙门的色彩。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对机器局投资减少，生产遂萎缩。例如，1877年以后，闽海关不能按照原规定如期拨款，福州船政因经费短缺而减少了造舰数量。

[19]军工生产和其他工业建设长期依赖进口钢材等原材料。张之洞在1890年创建汉阳铁厂，但其产量无力支撑兵器制造等产业。

[20]各机器局都有一定的制造能力。例如，江南制造局在1867—1876年间为自己制造过168台机床，还曾为天津机器局制造过部分设备。然而，江南制造局等企业并非容闳所描述的“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的“机器母厂”。各机器局和其他新式企业所需的蒸汽机、机床等机器设备和重要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进口贸易基本上被外国厂商垄断。

[21]例如，1876年英商在上海与吴淞口之间修筑窄轨铁路，建成不久即被迫拆除。1880年英国人创办胥各庄修车厂，该厂在1881年制成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也称“龙”号。1882年英商创办上海电光公司，为照明供电。

[22]例如，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作为国内的民营大厂，在1910年拥有500多名员工和约30万两银资本；而外商的耶松船厂公司（S.C.Farnham，Boyd，& Co.，Lid.）在1900年就有数千名员工和557万两银资本。

[23]到1941年12月，全国内迁民营机器厂达到230家，有的工厂在后方发展到2 000多人的规模。

[24]例如，在国民党控制的后方，抗战胜利时已有1 016家机器厂，占全部工业的19.3%，工人数达到45 400多名；其中，民营机器厂有965家，资金占全部机械工业的51%，有工人33 400多名（陈真等，1957）101—103。(www.daowen.com)

[25]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人才和设备等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

[26]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

[27]孙中山特别重视铁路，主张建设十万英里铁路。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他在1912年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试图引进外资修筑铁路。

[28]国民政府实业部从英俄庚款余额中出资310万元，于1931年春筹办中央机器制造厂，1935年部分进口的机器运抵上海，但抗战爆发前放弃了建厂计划。

[29]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利用美国图纸和技术资料，进口发动机、配件和原材料，生产飞机。1937年8月已生产210多架飞机（叶肇坦，1986）。

[30]“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即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为抗日做准备。这个机构在1935年改为名资源委员会，工作重心由调查研究转向重工业建设。

[31]1939年9月，航空委员会退出与资源委员会的办厂合作。

[32]在1944年和1946年，航空委员会分别购买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发动机仿造权，但是，抗战胜利后建厂进展缓慢，并未制造出产品。

[33]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设在香港的南华铁工厂按德国图纸，装配生产出55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组装了近2 000辆55马力载货汽车。

[34]例如，江南造船所只迁出可怜的20多台机床，马尾造船所将少量设备拆运到南平。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被日本人拆劫一空。唐山机车厂被日军占领后用于配制战车、枪炮。

[35]日本早在20世纪初期就在中国东北投资于工矿业，建设了鞍山昭和制钢所等大型企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工业，沙河口机厂生产的太平洋式机车牵引着当时亚洲第一高速列车“亚细亚”号（时速80千米）。1937年，伪满政权颁布《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此后日资不断增加对东北工业的投资，建成小丰满水电站。至1940年，东北机械工业已经和国民政府的后方大体相当，一些日资企业还拥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当时东北机器厂已有968家，员工近45 000人（郑学稼，1946）。1943年东北的制铁、土木、通信、农业等机器设备自给率超过了50%，而91.7%的机床、97.9%的蒸汽机、84.1%的精密机械则要由日本制造（孔经纬，1958）。

[36]抗战时期石油是紧缺资源。由于没有汽油或柴油，不少汽车改为以木炭瓦斯、酒精、植物油等为燃料，或者利用植物油提炼汽油、柴油、润滑油等。在这种情况下，玉门油矿的成功开发意义非比寻常。

[37]抗战胜利之前，一些日资企业规模超过了国民政府经营的企业。例如，1944年大连机械制作所装备了1 295台机器设备，员工约有6 500名，年产机车60辆、客车150辆、货车4 000辆（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1944）。

[38]日本人投降时，破坏了一些工厂和机器设备。苏联军队攻入东北之后，拆掉大约价值9亿美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这使东北工业基本上丧失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张柏春，1992）。有些政府接收人员盗卖器材等，中饱私囊。

[39]这些托拉斯是在整合国营企业和原敌伪企业的基础上组建的。例如，中央机器有限公司下辖昆明机器厂（原中央机器厂）、天津机器厂（原来是几家日资企业）、沈阳制车厂（原日满企业）、上海机器厂（原日资自行车厂）、沈阳机器厂（原日资企业）和马鞍山工具机厂（准备利用日本赔偿机器筹建）。其实，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已经显露出管理低效等弊端，美国的部分企业不愿意与国营企业合作。

[40]日本投降后，盟军总部曾决定拆掉日本兵工厂和机器厂的机器设备，赔偿战争中受害的亚洲国家，其中的一半赔偿中国。后来，美国考虑到中国内战形势的演变，并且希望日本能有实力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中止了拆机器设备给中国的做法。中国只得到了17个日本工厂不到一半的机器设备。

[41]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垮了日本关东军。苏军占领东北后，拆走了一半以上的东北工业设备。

[42]1951年11月，手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20%，农民所需的工业品中，手工业品占80%左右（薄一波，1991）442。

[43]蔡元培的办学理念中有德国柏林大学“洪堡精神”的影子。清华大学曾以陈寅恪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校训。

[44]废科举和弱化儒学伤害了那些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准备多年的士子们，这是有风险的。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屡次失败之后，起事反清。太平军反儒家、佛寺、道院等，招致知识精英的反感，为自己树起劲敌。

[45]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其基本内容遵照了美国学制，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影响很大。

[46]由于当时中国的大学历史尚浅，师资、书刊资料和实验室等办学条件与欧美的大学差距较大，所以大学毕业生多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47]自强运动时期，来华西方人参与科学书刊出版渐成风气。例如，傅兰雅在1874年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1876年创办中国第一种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 Martin）编译《格物入门》七卷；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译《西学启蒙》十六种。

[48]有些学会还有外籍会员，甚至以西文出版学术期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

[49]徐寿擅长于制器、化学等，是晚清科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所做的律管研究得到英国《自然》杂志编辑部的肯定（董光璧，1995）250。

[50]蔡元培比较熟悉欧美的教育和科研。他以清朝进士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于1907—1911年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秋至1916年冬先后旅居德国和法国，1920年底至1921年秋考察欧美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

[51]民国时期，能用于科学事业的资源很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研究事业，资助了一些大学、社团、研究机构及许多学者。

[52]1939年，航空委员会在成都设立航空研究所。受实验条件和经费等因素制约，这个科研机构吸引不到高层次人才，研究水平与国际前沿差距很大。

[53]中央工业试验所成立于1931年7月，隶属实业部，1937年11月由南京迁到重庆。1938年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试验所遂归经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