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0年起，中国民间投资者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少数地区创办了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企业，从事小型船舶修造、机器修造、交通运输以及缫丝、纺织、农产品加工、印刷等轻工业生产，有些技术骨干来自外商企业或官办的机器局。

清政府在1898年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鼓励发明创造及仿造国外产品。1903年，清政府设主管工艺、制造、铁路和采矿等产业的商部，但拿不出多少资源支持发展工矿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器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进口锐减，这为中国民营资本发展工业扩大了市场空间。上海的机器厂由1911年的数十家增加到1936年的251家，而全国（不含东北）的机器厂在1936年达到781家（陈真等，1961b）810—812。上海和其他少数城市的工厂能够仿制功率不大的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车床、刨床、铣床、钻床、冲床、印刷机、缫丝机、梳棉机、棉纺机、织布机、丝织机、针织机、碾米机、面粉机、水泵等机械产品。然而，中国工业整体上依然很弱小，在资金、人才、技术、设备、产品质量等方面远不及外国厂商^[22]，许多重要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在与外国厂商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1936年全国（不含东北）机器厂的资本总额仅有800万元，工人有27 000余人（陈真等，1961b）796，这只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一家大型机器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国民政府出台了《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1928年）、《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1932年）等政策。比这些政策更起作用的，可能是社会趋于稳定的态势。1927—1937年，被称为“黄金十年”，轻工业发展很快，相比之下，重工业的投资大、技术门槛高、设备复杂，民营投资参与建设的难度大。(www.daowen.com)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这使中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等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上海等地的一些工业家在战火中将企业迁往内地，以保存中国的工业能力。在国民政府的支持或组织下，上海、江苏、山东、山西等地的一些民营工厂逐步迁到四川、湖南、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省，构建起战时后方工业基础^[23]。国民政府颁布《工业奖励法》和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生产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轻工业品和其他产品，及参与军工生产。民营工业逐步发展壮大^[24]，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的需求，有的产品还替代了进口货。1938—1944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专利423项，大多属于局部改进并付诸实践，其中也有“一经实用，竟至失败者”（经济部，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