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技术及相关知识的传入，中国知识精英们就不能回避“西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与日本的“脱亚入欧”口号不同，“师夷之长技”是在不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内进行的。洋务派对西方工业社会的了解始于坚船利炮，逐步扩展到机器制造、采矿冶炼、轮船运输、铁路运输、电报通信等产业。他们以引进和利用国外军工技术为救时手段，但不质疑儒家文化和“祖制”在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方面的有效性。包括部分洋务派官员在内的精英们担心机器、铁路、电报等新技术及工厂制可能破坏经济秩序，引起失业等社会问题，甚至便于洋人侵入内地。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的变革从武器及其技术的层面扩展到制度和政治的层面。朝廷迫于形势及知识精英的变法呼声，于1895年7月宣称“力行新政”，鼓励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这已经突破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框架。“新政”还能走得更远吗？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经张之洞等人阐释而流行于精英之中。“中学为体”为“新政”和“变法”圈定了界限，即改革不能突破作为“体”的儒家纲常名教。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变法建议，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诏》，宣称施行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改革，这不仅将冲击“中学为体”，更会威胁到朝廷的权力结构。慈禧太后^[6]起初默认光绪帝的做法，但后来感到变法会损害她和清廷的统治，于是发动政变，于1898年9月21日囚禁光绪帝。

制度改革到20世纪初才开始，这使得经济、教育、政治等维新思想得以实践。义和团运动与庚子事变，即八国联军在1900年8月攻占北京，迫使清朝在1901年9月与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这次重创使清廷相信继续守旧无济于事，不能再无视日本等国家的改革经验。朝廷在1903年设立商部，拟订学制改革计划；1905年批准废除科举；1906年将商部与工部合为农工商部，建立邮传部；1908年颁布预备立宪计划，1909年举行第一次地方立宪会议代表选举。然而，改革需要推行者有实施能力和财政实力。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已经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7]，缺少凝聚精英、整合资源和践行改革举措的有效机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力量则在民间不断积蓄^[8]。由于低税制、5%的进口关税和巨额战败赔款，清政府中央财政严重入不敷出^[9]，不足以支持改革和经济建设。1911年，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方面的举措引发四川的“保路运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驻扎武昌的部分新军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起义。这场辛亥革命使清朝快速瓦解，清政府推行了近十年的改革未能挽救王朝灭亡的命运。

列强扩张与清朝软弱等因素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为实现民主共和等政治目标带了机遇。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之后，他迫于形势，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掌控北洋军的袁世凯，后者因复辟帝制而招致各方力量的强烈反对和讨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故，中华民国政府（即北洋政府）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各地军阀势力呈现出割据、乱政的态势，连年的军阀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

经历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国人在心态上发生了很大转变，表现为文化优越感渐弱，民族危机感和国家意识增强^[10]。提倡西学的精英们活跃在通商口岸和其他一些城市，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学会、办报刊、办学堂等形式，传播西方文化，批判儒家伦理纲常，提倡白话文和平民教育，宣扬自由、民主和科学，鼓吹思想变革，促成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11]。这不仅超出“仪礼之争”时的话题，还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将现代化扩展到文化层面。(www.daowen.com)

日本在1914年对德国宣战并攻占德国租借的山东胶州湾，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这使新文化运动与救国问题交织在一起。1919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准备认可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这将让中国这个战胜国不能收回主权^[12]，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义愤。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面对社会危机，政治精英们探索变革救国之道，选择不同的信仰和制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及社团组织。国民党缔造者孙中山推崇共和体制，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实现“三民主义”目标，还主张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要借鉴苏联的经验，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北伐宣言，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同年12月奉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3]。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同年8月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日本军队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第二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提高了全民族的凝聚力，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和科技，倾力抵抗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牺牲，战争期间先后得到苏联、美国等盟国的援助^[14]。国民政府在1938年迁都重庆，首先专注于抗战，被迫缩减工业化建设目标。抗战胜利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由数万人壮大到百万余人。国共两党在1946年再度爆发内战，直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而国民党败退台湾。

总之，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国外患内忧不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局，现代化建设始于清朝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军事工业。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社会动荡和战乱之中，缺少一个有效治理全国的政府，大量的财力和其他资源都消耗在内斗和抵抗侵略上，弱小的现代化事业难以在庞大而战乱频仍的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南京国民政府只能有效领导江苏、浙江等为数不多的省份，抗战时期在后方坚持到日本投降，所实行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非常有限。国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别很大。上海、天津等少数现代化“孤岛”拥有工业社会的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大学教育等事业以及企业家、教师、工程师等人力资源，而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依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是农奴社会。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受教育程度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