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时期是在1819—1959年，其中又分为1819—1942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时期1942—1945年的日据时期以及1945—1959年的战后英国殖民地时期。1819年2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签订正式条约，条约允许英国人在新加坡正式建立贸易站。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那里丛林密布，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岛上有一个小渔村，居民有150人，其中华人约30人。在英国殖民者未占领之前，新加坡已有好几个华侨的甘密园。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了解到英国人的优惠政策，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为了摆脱荷兰殖民政府苛政困境，不顾荷兰殖民政府的阻挠，毅然南下新加坡闯天下、寻觅生机。182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成立，新加坡商港开始蓬勃发展，大批海峡华人结伴进入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开埠后的首批华人移民和最早的拓荒者。捷足先登新加坡的海峡华人是来自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峇峇。这是华族社会的另一个群体，是马来群岛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后所繁衍的混血儿后代。

1819年莱佛士开发新加坡之后，英国殖民地官员锐意开发新加坡，要将其发展为英属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与东方贸易的主要海港，因而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大肆招揽华人。1824—1840年，每年驶抵新加坡的中国帆船估计有150～250艘。随着贸易和交往的增加，中国的商人、手艺工人和劳工开始移居新加坡。1836年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了马来人，成为新加坡人口最多的种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闽粤沿海一带的华工大量涌入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海港城市建设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放弃禁止国民出国谋生和侨居的政策，使中国民众移民新加坡合法化。1871年新加坡总人数97111人，其中华人54572人，华人占总人口的56.2%^[7]。19世纪末，新加坡岛上的华人人口已经突破10万。1821—1931年，大量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华族人由1159人增至41.86万人，增长了360倍。

1845—1875年是苦力贸易最鼎盛的时期，大批契约华人劳工涌入新加坡，新加坡成了契约劳工的集散地，他们再被遣送到马来半岛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去。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苦力贸易之风在新加坡已逐渐收敛，英殖民地政府开始注意虐待苦力的事，从而加以保护。1880年，在新加坡登陆的华族移民中，自由移民有38113人，契约劳工只有8631人^[8]。此后，契约劳工的人数越来越少，而自由移民却相对地激增。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14年，英政府宣布废止契约劳工制，盛极一时的“猪仔”贸易便销声匿迹了。19世纪的女性移民还很少，到20世纪前40年，女性移民才逐渐增多，其中有两群特别的女性移民，她们是广东的“妈姐”与“三水婆”。据资料，介于1886—1934年间赴新加坡的“自梳女”，仅顺德均安沙头村就有500多人，也有来自番禺、南海、肇庆、东莞等地的。所谓“自梳女”是指那些决心不嫁的女子，当地人一般称她们为姑太或姑婆，她们在新加坡当住家佣工，“自梳女”也被称为“妈姐”。另一群妇女移民来自广东佛山三水，她们在建筑工地干活，工作时头上多套上红头巾，所以被称为“红头巾”或“三水婆”。(www.daowen.com)

纵观大量华人移民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原因，除了新加坡开埠和清政府允许海外侨居，中国国内天灾、人祸、兵燹也使大量华人出国冒险寻求生路。以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例，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068—1911年的843年间，福建发生饥馑800多次，其中漳州、泉州、莆田等17县发生了321次，平均不到3年就发生饥荒一次。广东省台山在1851—1908年间发生水灾、台风、地震、大旱、瘟疫等共36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导致了国内经济极度恶化。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农民运动，广大农民赤贫如洗、无立锥之地，只好冒险“下南洋”谋生。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新加坡入口骤增，新加坡开埠不到4个月从之前的150人猛增超过5000人，增加的主要是华人^[9]。从1819年到20世纪30年代约140年间，华人移居新加坡经过不同的历程。鸦片战争（1840—1842年）是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前，帆船每年载来的华南移民，人数不多，可谓涓涓细流。但鸦片战争后的五六十年间，轮船载来的移民，每艘都有数千名，掀起了第一次移民高潮。到20世纪，华南移民浪潮继续向新加坡涌入，其层次之频密与冲击范围之广泛是空前的。1900—1940年的40年间，除了受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余波的激荡，与30年代初期经济大恐慌的打击，短期阻遏了移民浪潮的涌入外，在其他岁月里，移民都以飞跃式的姿态涌入。特别是1926—1927年间，移民人数达到了巅峰，华人入境人数高达20多万人，可谓巨浪滔天。二战结束后，新加坡移民热潮有所减退，但此时新加坡移民社会的结构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