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西欧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海外殖民掠夺和殖民制度的建立，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侵入印尼，1596年荷兰侵入印尼。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开始，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势力逐渐占优势，他们先后排斥了葡、西、英等国殖民者在印尼的势力，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确立了荷兰在印尼的贸易垄断权。印尼华侨与印尼人民从此经历了荷兰及其他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压迫、剥削、掠夺和屠杀的深重灾难时期。同时，由印尼华侨与印尼人民共同谱写的反抗荷兰及其他西方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也从此开始了。

1619—1623年和1627—1629年，燕·彼德逊·昆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他认为勤劳而又不持武器的中国人，可以用来作为种植香料、粮食、副食品作物以及建设城市的劳动力，因此他极力主张引诱中国人前往巴达维亚和摩鹿加的安汶、班达等岛居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除了以支付工资作为诱饵之外，甚至采取卑鄙的盗人行为，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掳掠人口，强行移民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荷兰殖民者实行上述政策的结果，使摩鹿加华侨人数比荷兰殖民者入侵之前有较大增加（较集中于安汶岛）。这些华侨多数同土著妇女结婚，生育了许多混血儿。他们中有的人从事伐木、石工、烧瓦、渔业、园艺等生产劳动，有的人经商。

1658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恢复征收华侨人头税之后，许多制糖业的华侨雇员由于税务负担太重，无法维持生活而纷纷回国，使这时期巴达维亚离境华侨比新入境的中国移民人数更多。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从1670年开始免除巴达维亚乡区华侨的人头税，以鼓励华侨在城郊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甘蔗和制糖。由于乡区华侨人头税的免除或减少，加上1684年清朝政府开放海禁，因此从1670年起，直至18世纪上半期，巴达维亚华侨人口又如潮水般地猛增起来。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巴达维亚乡区而不是在市区。(www.daowen.com)

为了抑制华侨商业的发展，确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荷兰殖民者从17世纪末期（1690年）开始实行限制巴达维亚华侨人口增长的政策（在17世纪50年代，在摩鹿加的安汶岛也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企图以减少华侨人口数量的办法来达到削弱华侨商业经济的目的，保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商业竞争中对华侨的绝对优势。巴达维亚华侨人口的限制政策逐步变本加厉，引起华侨的强烈不满。华侨终于被“逼上梁山”，于1740年10月8日晚在城郊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这正好让荷兰殖民者找到了大举屠杀城内华侨的借口，所以才有1740年巴达维亚“红溪惨案”的发生。从红溪事件发展到华侨与爪哇人民联合反荷战争，这一历史过程说明：“红溪惨案”绝不是同印尼人民毫不相干的单纯的“中国人的革命”，而是近代印尼民族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革命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