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王朝拉玛一世1782年登基后，决定另建新王城，原华人功臣披耶拉差悉蒂侯爵及部下驻地被规划为新王宫和政府机关所在地。于是拉玛一世让他们搬迁到新都南面城外的一块新赐地。其范围自河溪之南的三聘佛寺（即扎卡瓦拉差哇瓦寺）至河溪北面的三聘佛寺（巴吞空卡沸寺），即今著名的唐人街三聘一带。这是一处范围广阔、有利于发展商业贸易的处女地，地处昭披耶河岸，海外交通便捷；又有支流辐射各地，便于与内地联系。而当时新都正在建设，各项工程急需大量劳工，于是19世纪下半叶华工接踵而来，尤以潮州人居多。三聘遂成为潮州人的主要社区，并成为南来潮州人的主要立足点。据载，19世纪30年代，40万曼谷居民中就有20万是华人。

1873年，朱拉隆功国王加冕后，励精图治，逐步进行各种改革运动，向西方学习。为发展生产，暹罗国急需有技术的劳工，勤劳的华工便成为受欢迎的对象。而此时的清朝正值多灾多难的时期。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几乎年年有灾，而且人口增长快、耕地严重不足。为此，一些人不得不逃往南洋求生，而暹罗成了粤东潮州人的主要求生目的地，出国务工成了这一时期华人出国的特色。19世纪末，移民到泰国的华人就开始以宗族为单位成立侨社、宗亲会和宗族自治会等组织，以保障宗亲福利、守望相助为目的。二战之后，这些宗亲组织有很多都转变为公司，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它们虽然冠有“公司”之名，但本质上依然是具有同族相助目的的宗亲组织。

华人大批移民泰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自曼谷王朝至今，华侨迁移泰国有过几次高潮：清道光年间中国国内天灾不断，而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乱接踵而至，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流亡他国谋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志士和老百姓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东南沿海地区百姓因生活所迫纷纷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寻求活路。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革命志士的大规模迫害和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迫使大批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流落海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挑起内战，中国社会又一次陷入大动荡，更多东南沿海的百姓到海外谋生。1980年后，可能有近50万中国新移民前往泰国，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在泰国定居。以上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华人移居泰国。(www.daowen.com)

究竟有多少中国劳工到了泰国？目前还未发现完整的统计数字。美国康奈尔大学史金纳教授在其《泰国华侨社会》一书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即1882—1944年的63 年中，进入和离开泰国的华人数量两数相抵后，有1042400人留居泰国，年均16546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自1945年至1949年，据江白潮先生引自泰国内务部移民局的统计，这5年中，华人移居泰国者共有167370人，年均33474人。把史金纳和江白潮提供的统计数字合计，1882—1949年的68年中，总共有1209770位华人留居泰国，年均17790人。汕头市地方志编委和中国海关学会汕头分会编的《潮海关史料汇编》附表（10）记录有1882—1928年进入和离开曼谷的汕头旅客的统计数字，两数相抵后，潮州人留居泰国者共有669441人，年均14243人。以年均约占移居泰国华人的80%来推算，移民泰国的华人中潮州人约占80%。

曼谷王朝早期，从中国来泰国的移民几乎清一色为男子，绝少妇女移民，而且不少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由于中国人勤劳、朴实、可靠，很受当地妇女的青睐，所以这些少年成年后大多与当地妇女结婚。华泰通婚，子孙繁衍，自然而然地融合同化。华泰两族交流融合不限于平民百姓，连王族也同华人有通婚交融关系。据泰国学者那隆·普旺披研究结果，早在曼谷王朝建立之前，拉玛一世的父亲拍拉阿桑顺通任职于大城王朝王室文牍厅时，就同一位华人富商的女儿（名叫“玉”）结婚，所以拉玛一世就具有华人的血统。而拉玛一世的妹妹又嫁给一位名叫昭柯恩的华人富商，他们的女儿雯罗公主是拉玛四世的母后。拉玛二世也娶了一位殷姓华商的女儿（安笆王妃）为妃。在拉玛一世、二世国库亏空时，都得到华人大帆船贸易所得收入来补缺。拉玛三世也因国库空缺而受到困扰，于是拍耶殷特拉阿功伯爵建议采取税收承包制和允许经营花会增加国家收入。所以，有人形容泰、华两族的亲密关系，“就像是两颗红心融为一体”^[8]。泰皇拉玛七世于1958年驾临曼谷培英学校时说:“究其实，暹罗与中国之民族，固兄弟之亲也。即以现在为论，暹人血统已与华人混而为一，而至不可分化。暹之高级长官，无论为已往还是现在，多属华裔。其由中国来暹之华侨，其成家立业终于归化于暹者，亦复不少。即以联躬而言之，亦含有华人血分在焉。是故，暹人与华人所以素来相安，且因此得和洽无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