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时期，中国人移民越南是从越南独立建国开始至188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宋朝初年（968年），越南丁部领统一安南后称帝建立独立的封建国家“大瞿越国”，中越形成宗藩关系。研究越南华侨华人移民史，应该从968年越南独立建国开始，在此之前的1000多年，越南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当时移民越南的中国人都不算华侨。1009年，李公蕴开创了越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朝，1174年南宋孝宗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此时期中国航海及商业贸易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宋代却是一个军事上较弱的朝代，因此出于经济及政治的原因，移民海外及越南的中国人逐渐增多。据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县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宋朝末年，由于中原动荡，遗臣义士也多逃奔越南，如1274年，有一批中国人“以海船30艘，装载财物妻子，浮海来（越南）萝葛原”，不久被安置于京都附近的“街姥坊”^[7]。

15世纪明成祖永乐年间，越南陈朝君主遭外戚胡季犛篡位，1407年明朝应越南陈朝遗臣的请求推翻了胡氏政权。明朝顺势收复了越南，改安南国为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1425—1435年）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恢复安南国。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越南莫朝开国君主莫登庸向明朝官员纳地请降，于是明朝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自此至明亡，越南始终是作为明朝版图内的一个行政自治单位存在。明成祖时期，出于政治及经济文化的原因，明政府曾遣郑和七次远航西洋，占城为首站必到之地，这次航行加强了两地相互的往来，对华侨移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到明中叶，中越两国互舶贸易极盛，广东、福建人士赴越南经商者日渐增多。另外，应越南陈朝遗臣的请求，明成祖时调滇桂兵80万入越平乱，到明宣宗放弃越南时，大部分士兵随员留居在了安南国（今越南），从事农业、开矿、商业等行业。明末，一些遗臣因抗清失败而流落安南都统使司（今越南）。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随着清兵长驱南进，明朝官兵余部或撤往缅甸，或避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其中一支官兵退走安南国（今越南）。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以及副将陈安平率兵 5000人、战船50艘最先泊入越南中部岘港一带，并派部将黄进、郭三到越皇都顺化，请求越贤王给予容身之所，得到贤王准许后，前往南方定居。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以杨彦迪为首，经柴腊、小海和大海口定居美荻；另一路以陈上川、陈安平为首，经芹耶海口进入同奈的盘麟（今属边和）定居。这些明朝遗民与当地越人加起来有4万户之众，他们垦地开荒，建城立市。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华人以莫玖为首，由另一途径前往越南南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广东雷州府海康县商船船主莫玖，“不服大清初政，留发南投”，率众来到安南国（今越南）南部河仙、富国、迪石及金瓯一带定居屯垦，还反击了入侵的暹罗（今泰国）军队，被越朝廷封为河仙总镇。莫玖的开发地吸引了众多的越人、华人和高棉人来此建立乡村，他们开掘河泾、兴修水利、广辟良田、发展农渔业以繁荣当地经济。张文和先生的《越南华侨史话》一书是这样评价莫玖父子的：“惟莫氏父子，毫无野心，开发成果，均奉献越廷，使越南疆土，扩展至南中国海暹罗湾。”为了纪念这些开拓越南疆土、繁荣越南经济的华人先辈，越南当地人在边和省建有“陈上川将军（胜才侯）庙”，在堤岸设立了莫玖街。清时，孙士毅率师伐越，“士马还者不及半”，大多流落越境内，与此时期移居越南的矿工、商居人等，“悉为编户也”。1778年，部分华人南迁至安通河、边曦河一带，开辟荒野，使西贡和堤岸逐步成为繁华的市镇，特别是堤岸，成为华人集中居住之地和南部重要的商业枢纽。(www.daowen.com)

胡志明市的华人于明末清初陆续迁入越南南部，大多数为反清复明的人士。一开始，他们在铺洲、同奈江建立了买卖区域。1778—1782年，越南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西山朝第二代皇帝阮文惠率领西山军队进攻越南阮朝开国君主阮福映的军队。由于铺洲华人帮助阮福映，所以铺洲被西山军抢夺、残杀，铺洲华人则迁至离铺洲30千米的堤岸(胡志明市)，此后堤岸再度成立买卖区。由于贸易蓬勃发展，堤岸成为一个热闹的商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