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平衡关系

在科创区域发展的各个阶段，政府引导和市场激励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在早期阶段，即便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需要政府主导。随着区域内创新主体逐渐成规模、成网络，政府作用逐渐隐化，市场机制开始更多发挥无形的作用。市场经济活跃、法律体系完备、政策体系相对公平的环境，再配以政府适度干预，将极大激发创新的激情。完全的市场竞争，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市场化、产品化过程中各环节中优胜劣汰，能有效推动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推陈出新、迭代升级。德国自上而下的战略“引导”中，申请支持的区域需要自下而上地公平竞争，经过共同协商的程序才能胜出。硅谷的企业最初租用斯坦福大学的土地，依托大学最新的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的关联机制及“学术与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这都是政府引导与市场选择有机结合的成功案例。

其中，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和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园区战略规划、搭建孵化平台、招商引资、扶持政策、塑造产业发展环境等。例如，纽约硅巷最初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敏锐注意到科技初创公司急需办公场所的机遇，迅速采取减税、电费优惠和开发具有互联网设置的办公空间等措施，迈出了硅巷建设的第一步。东伦敦科技城是欧洲进步最快、最稳定的科创区域，得益于多位首相和市长的精心谋划，不断推出了迷你硅谷计划、创业企业家签证（Entrepreneur Visa）、创业贷款计划（Startup Loan Scheme）、专利盒政策（Patent Box Scheme）、开放数据库资源、修改IPO规则、种子企业投资计划（SEIS）等政策。伦敦市政府还出面设立“伦敦技术大使团队”，由市长亲自挂帅在引进科技龙头企业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英国政府的研发税收减免政策自2000年实施以来，每年能给企业大约10亿英镑的支持；SEIS计划一启动就为超过20 000家企业获得总数超过100亿英镑的风险投资。亚洲国家普遍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其中新加坡的表现最为抢眼。新加坡政府自1991年开始实施了六轮科技五年计划，为其科技创新指明方向。2016年开始的“研究、创新与企业2020计划”计划在5年内提供190亿美元用于研发，比《RIE2015》五年计划的资助额度（160亿美元）提高了18％。其中，在四大战略领域投入86亿新元，为学术研究、科研人才培养、创新与创业提供80亿新元资助，其余款项将投入为未来新兴科研需求做好准备的“白色空间”（White Space）。

表3-2　新加坡科技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整理。(www.daowen.com)

（二）政产学研的一体化关系

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2.0形态正推动科技创新从“产学研”转向“政产学研”协同。政府通过资金引导和组织调控、政策和环境营造，推动创新区内富有活力的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专业研究机构等各种微观经济主体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创新链。例如，硅谷地区的研究型大学、国家级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研发机构以及加州州立研发机构、独立实验室和研发机构共同构成硅谷研发创新体系。研发机构之间的开放协作网络，以及研发机构与产业界之间的产学研合作网络，共同推动硅谷地区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韩国大德研发特区在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后，政府开始着重解决研发-生产脱节的问题，逐步引进生产型企业，设立生产功能区等举措强化大德科技城的生产功能，促进大德研发成果向周边扩散，形成以研发带动生产、以生产促进研发的良性循环。波士顿“128公路”也是将智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成功案例。

（三）人产城的融合互促关系

从各国经验看，科创区域的发展超越传统空间相对隔离、自我隔离的“园区”，向具有城市综合功能与开放性的“城区”转变，已成为区域成功与否的实质性关键。早期仅关注产业和企业，而忽视了高级人才对舒适、便捷环境需求，忽视了城市混合功能特征和配套设施的高新技术园区，在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往往遭遇明显制约瓶颈。随着“人产城和谐发展”理念的逐渐成熟，美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成为科创区域重要转型路径。日本筑波、韩国大德、中国台湾新竹、美国北卡罗来纳地区的研究三角园等传统的科学园都逐步提升区域城市服务功能。大德研发特区中规划设计了大德技术谷，定位为集产业、技术商业化、供应链、休闲娱乐和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区，其居住、商业、体育、绿化等设施占地面积近该区域的1/2，包括高端住宅、多家庭住宅以及单身公寓、商务中心、学校、公园、购物商店、公共广场等多种设施。新加坡纬壹科学城规划建设的初衷就是集“工作、学习、生活、休闲于一体”的活力社群。印度班加罗尔IT产业园内具有创新活力的国际化文化氛围和宜居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人才。近年来新崛起的东伦敦科技城、纽约硅巷、旧金山、底特律等城市要么是在更新的原有老城区，要么是在中心城区迅速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