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市场制度的交易成本存在决定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流行，企业是对市场替代”的假说，开创了以交易成本为前提研究企业理论的道路。此后，威廉姆森在《市场和等级组织》一文中肯定了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还指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产业集群和产业组织都是典型的中间性组织，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专用性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28]。

Rikard Larsson（1993）把交易费用与资源基础理论结合起来，用资源依赖程度替代资产专用性并且认为：当召集成本较低，内化成本较高，或行为者之间信任程度较高时，若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则资源的配置有赖于由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进行[29]。由此可见，网络已成为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更有效的配置方式。Yamin M ＆ Otto J在2004年提出，由于市场合约很难涵括交易的所有细节，网络关系更适合复杂性缄默知识的转移。当技术知识的复杂性、隐性程度增大时，监督和识别交易对象的成本也随之增加。这时“紧密联系”联合体的治理结构会更好[30]。此外，企业间网络作为一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而存在的原因还在于参与各方过去多次成功的交易行为，使得信任机制在参与各方中慢慢地建立起来，从重复性交易理论的视角来说，网络参与者相互意识到对方将来有可能继续诚实地进行交易。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以及相应惩罚机制的建立，将导致机会主义趋向会降低，监督成本也会降低[31]。另外，企业成员之间非经济关系的积累，如信任、惯例和隐形知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Cooke ＆ Heidenreich，1998）[32]。

交易源于分工，交易费用是一种源于分工的制度成本。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是产生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Buckley和Casson（1976）将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运用到了对跨国公司国际化动因的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将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建立海外子公司的过程，以内部市场取代了原来固定的外部市场。实行内部化的动机主要是减少交易成本[33]。国际化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交易费用理论的内容，在原有的成本测量纬度上必须考虑由于知识的粘滞性带来的跨国界的知识转移成本[34]。(www.daowen.com)

交易费用理论对于本书的启示在于：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代替的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创新网络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不仅可以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也可以节省企业组织费用。为了减少跨国界知识转移成本，整体产业创新网络的开放性，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等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