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克服短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本章使用了聚类稳健的标准差对基于全国数据的人均化肥施用量、人均农药使用量、人均农膜使用量、化肥施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和农膜使用强度进行实证检验。通过LSDV方法考察发现，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很显著，认为模型存在个体效应，排除使用混合回归方法。因为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的情况下，豪斯曼检验不再使用，所以需要通过辅助回归方法^[8]对方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六个被解释变量的检验p值均为0.0000，故强烈拒绝随机效应。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5-4和表5-5所示：

表5-4　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的农业人均污染量回归结果

续表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下表均同。

表5-5　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的农业污染强度回归结果(www.daowen.com)

对于人均污染指标来说，收入水平（I）可用来同时衡量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将其定义为规模技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人均收入系数均为正，说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升高；收入水平平方项（I2）的系数为负，说明农业化学品人均边际使用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递减。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根据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发现，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仍处在拐点之前。人均农药及农膜使用量的人均收入系数不显著，可见就全国整体范围而言，规模效应对农药和农膜使用量的刺激作用不如对化肥的作用明显。

对于污染强度指标，收入水平（I）仅用来衡量技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三类农业化学品使用强度的人均收入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化学品使用强度降低，污染减少，此结果符合农业技术效应有利于农业环境改善的理论预期；收入水平平方项（I2）的系数为正，说明农业化学品使用的边际递减强度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减弱。综合规模技术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农业规模效应对农业环境的负影响超过了技术效应的正影响，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

尽管化肥施用强度和农药使用强度的系数不显著，人均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和使用强度的资本劳动比（KL）系数均为正。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预期也相同，即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会提高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量，加剧农业环境污染，结构效应为负。由资本劳动比（KL）和资本劳动比二次项（KL2）系数的正负性推断，我国农业环境污染与农业资本劳动比也存在倒U型关系。现阶段我国农业资本劳动比较低，仍处在拐点之前，农业资本劳动比重加大会导致农业污染排放增加。

在关于EK的实证结果方面，三类农业化学品人均使用量的贸易依存度系数为负，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直接减少农业化学品的人均使用量，对农业环境改善具有积极意义，这与本书第四章的结论相符。但是化肥施用强度的贸易依存度系数为正且显著，表示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会加大我国整体化肥施用强度水平。2004年后，我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逆差状态，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可能使农产品贸易逆差加大，放缓了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9]

在ERE与KLE的估计方面，人均指标的贸易依存度（O）与相对收入乘积（ORI）的系数为正，与相对收入平方项乘积（O（RI）2）的系数为负，与相对资本劳动比乘积（ORKL）的系数为负，与相对收入平方项乘积〔O（RKL）2〕的系数为正。实证结果与ERE系数和KLE系数的理论预期相同，证明了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受农产品贸易诱发的ERE和KLE的双重影响。我国属于相对农民收入较低，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所以贸易诱发的ERE会增加我国的农业污染，而贸易诱发的KLE会减少我国的农业污染。其中，农药人均使用量的ERE不显著，而KLE显著，这是由于农药相对于其他农业化学品的特殊性造成的。农药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常出现的病虫草害的防治，犹如医药对人类的意义一样重要，现代农业往往更依赖于农药的使用。在实际生产中，发达国家农药使用量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0年的统计，发达国家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发展中国家的1.5～2.5倍（农业部网站，2012）。由此可见，农药使用量在现实中并不能用传统的EKE理论说明。农药、农膜使用强度的环境诱发效应并不显著，化肥使用强度的贸易依存度与相对收入乘积（ORI）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负，与化肥人均施用量的系数相反，这都说明经济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会依赖于污染测算方法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