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领域。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对环境造成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运用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方法，将贸易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主要的代表学者有余北迪（2005），彭海珍（2006），党玉婷和万能（2007），王天凤和张瑶（2011），张连众等（2003），李秀香和张婷（2004），陈红蕾和陈秋峰（2007），如表2-1所示。

表2-1　基于我国样本数据的贸易环境效应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得到。(www.daowen.com)

前四组学者通过以我国工业制造业污染变量和出口贸易为考察对象的独立研究，得出了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的一致结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正，规模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大幅度超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正影响，总效应为负。其中，余北迪（2005）测算了我国1993年和1997年我国各工业行业的污染密集度指标；彭海珍（2006）研究范围为1980年至1998年制造业的污染密度；党玉婷和万能（2007）以我国1994年至2003年期间的十四个制造行业数据为对象；王天凤和张瑶（2011）则是比较了1998年和2007年两个时间点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情况。

其他学者得出了贸易开放使我国环境改善的相反结论，但是关于各效应的正负性所得结果不同。张连众等（2003）借鉴ACT模型思想，通过对200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SO2排放量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正，贸易开放度与污染呈负相关关系。李秀香和张婷（2004）以CO2排放量为指标，分析了1981—1999年期间我国出口增长的环境效应，所得结论是随着出口的不断扩大和环境规制的实施，CO2排放量增幅下降，贸易的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均为正。陈红蕾、陈秋峰（2007）以1991年至2004年SO2排放量为污染指标发现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正，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总效应可以减少CO2的排放。

二是从进出口层面直接分析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叶继革和余道先（2007），朱红根、卞琦娟和王玉霞（2008）以及孔淑红和周甜甜（2010）对我国工业领域的贸易与环境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均认为日益扩大的贸易活动与环境污染的加剧有密切关联，出口贸易是影响我国污染排放的重要原因。出口贸易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出口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也由于这种负效应而大打折扣。罗堃（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可获得正向结构效应，但需承受负向技术效应，出口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我国污染密集型工业品进出口贸易均可实现正向环境净效应，但是进口的正向净效应远大于出口，因此主张我国对污染密集型工业品出口贸易采取较为谨慎的发展策略。尹显萍和李茹君（2008）对1996年至2005年十一个工业行业的三废排放量和进出口贸易中含污量转移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增长虽尚未带来大量污染物向国内转移的局面，但也确实对国内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且污染物有向国内加快转移的趋势。

此外，有部分学者还考察了FDI、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结论。考虑FDI因素，不同学者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杨海生等（2005）选取1990年至2002年我国30个省市的环境、经济贸易数据和29个省市的FDI数据，得到了对外贸易在改善环境质量而FDI在恶化环境质量以及引入FDI将加大我国越过EKC顶点的难度的结论。吴玉鸣（2007）运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与我国环境规制问题，也认为FDI在恶化我国环境。与此结论相反，马丽、刘卫东和刘毅（2003）选用沿海地区12个省市1998年至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从弹性系数角度，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减缓我国沿海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主要贡献力量。邓柏盛和宋德勇（2008）运用1995年至2005年经济贸易数据排名靠前的14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到了与杨海生相反的结论，即FDI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的环境。除考虑FDI因素外，陈继勇、刘威和胡艺（2005）认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中国的生态环境污染仍将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加剧；贸易开放度以及对生产技术和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负影响。王福重和贾茹（2008）认为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压力这个被解释变量与我国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和我国工业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正相关，与我国进口额增长速度和我国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