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长久以来，国际学界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贸易开放程度会造成一国环境污染的加剧；二是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可以帮助一国自然环境的改善。

Daly和Goodland（1994）认为自由贸易会对环境的造成危害，应采取干预手段寻求贸易与环境间的平衡。Barrett（1994）、Beghin（1997）、Dua和Esty（1997）、Esty和Geradin（1997）以及Mongelli等（2006）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上学者认为贸易的增长扩大了世界经济规模，大大增加了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放和消耗，导致污染排放加剧，必然会给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

贸易有益论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并不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自由贸易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的繁荣以及技术外溢，从而有益于全球环境的改善。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通过构建一个能将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ACT模型，对1971—1996年44个国家109个城市的SO2排放强度数据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从总效应上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Birdsall和Wheeler（1993）以及Frankel和Rose（2005）也得到了贸易自由化有益于环境改善的相似结论。

随着对贸易与环境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尝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来考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假说。大多数文献以下面三种理论为基础展开讨论：一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衍生出来的贸易环境理论，如“污染天堂”假说、南北贸易模型和“环境成本转移”假说；二是研究污染排放随人均收入水平变化趋势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三是进一步分解贸易对环境影响渠道的贸易环境效应分析。下面就这三种理论及其相关文献进行分别回顾。

（一）“污染天堂”假说与要素禀赋理论

“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最早由Walter和Ugelow（1979）提出，它认为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会吸引污染密集型企业，从而成为“污染天堂”。“污染天堂”假说又被称为“污染避难所”理论。

“污染天堂”假说是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假设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资源丰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将环境作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生产要素引入要素禀赋模型中，环境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消耗环境资源较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而环境要素相对缺乏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消耗环境资源较少的清洁产品。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标准的国家之间存在着自由贸易，那么实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其环境管制较松，该国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环境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对环境要素需求较大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将会从环境高标准国家向环境低标准国家转移。现实生活中，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往往拥有较低的环境标准，因此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投资往往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导致其环境的破坏，形成“污染的天堂”。

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的南北贸易模型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支持。该模型假定污染是局部的，将国家分为南方和北方，北方为收入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南方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把产品污染密集度变量和污染税带入模型发现，贸易自由化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污染税率较高的北方缩小，而在污染税率较低的南方增大。自由贸易使得北方国家环境改善，南方国家环境恶化。

Copeland和Taylor（l995）假定污染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假定排放受到国家配额的限制，比如国家实行可交易的排污权。结果发现，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结构效应分别使北方的清洁产业和南方的污染产业扩张。污染许可证的市场价格在北方下降，在南方上升，北方将会减少而南方将会增加排污权的发放。除非南北双方增加和收回的污染许可证数量能够完全抵消，否则贸易自由化将会导致全球环境质量的恶化。

“环境成本转移”假说从产业转移角度解释了“污染天堂”理论的成因。“环境成本转移”假说又称为“污染产业转移”假说，是指环境管制会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成本，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可能促使污染企业向环境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往往较为丰富，环境管制手段也相对宽松，环境资源被认为是一种充裕要素。发达国家居民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使得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较大，环境资源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要素。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中国家会生产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生产更多的清洁产品，污染密集型产业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Low和Yeats（1992）、Mani和Wheeler（1998）等研究证明了“环境成本转移”假说；Lucus、Wheeler和Hettige（1992）、Birdsall和Wheeler（1993）则通过经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不会引起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

Copeland和Taylor（2004）指出贸易对一国环境的影响受其环境管制效应和资本禀赋效应的双重影响。根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管制不同的两个国家开放自由贸易时，环境管制较为严格的国家污染减少，而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污染加剧，形成“污染的天堂”。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贸易自由化会使对污染密集型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污染加重，对清洁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污染降低。通常，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污染排放程度较高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污染排放程度较低，所以资本禀赋丰裕的国家污染加重而劳动资源丰富的国家污染下降。在现实生活中，相对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往往同时拥有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相对较高的资本劳动比，因此环境管制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在相同国家中通常具有反向趋势。(www.daowen.com)

除上述理论外，Dua和Esty（1997）提出了“向底线赛跑”假说，部分学者认为环境标准的“向底线赛跑”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使其成为“污染天堂”。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逻辑基础，Dua和Esty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参与竞争的各国纷纷降低其环境标准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甚至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反对环境管制的现象，也就是“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现象。这一假说引发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Barrett（1994）发现当环境政策规定的边际损害很低时，可能会引发生态倾销行为的出现。Busse和Siberberger（2013）也从实证研究角度发现污染产品净出口会使一国环境标准降低。但是“向底线赛跑”假说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判和质疑：比如Porter（1999）认为“向底线赛跑”假说不适用于已实施环境高标准的发达国家，但是对于环境标准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可能会产生“向底线赛跑”现象。此外，Eliste和Fredriksson（1998）、Wheeler（2001）等学者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标准的经验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向底线赛跑”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这一假说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近年来，我国学者也针对这一假说作出深入研究，比如祝树金和尹似雪（2014）通过对2001—2010年4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污染产品出口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污染产品进口则会提高其环境规制水平；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污染产品出口反而会促使其提高环境规制标准。

（二）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来源于Simon Kuznets（1955），作者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研究发现两者呈倒U型状态：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剧，当经济达到充分发展阶段时，收入不平等达到峰值，其后将逐渐趋于平等。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的库兹涅兹曲线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同空气质量的环境效应时得出的。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污染排放量上升，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1]，污染排放量开始减少，空气质量得到改善。Panatoyou（1993）首次将环境污染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如何根据各国数据估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具体数值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核心。EKC也常被用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因为国际贸易的扩张往往会导致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样本、污染物和环境指标，去验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主要有Selden和Song（1994、1995）、Wheeler（2001）、Dean（2002）、Cole（2004）、Bagliani等（2008）以及Caviglia-Harris等（2009）等。我国学者利用EKC方法的文献也较多，近年来主要有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赵忠秀等（2013）、罗能生和刘滔（2014）以及周睿（2015）等。Stern（1998）、Dinda（2004）、张学刚（2009）、桂小丹和李慧明（2010）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的整理发现，根据污染源和考察地区等样本数据的不同，所得的结论会存在差异：部分学者证实了倒U型曲线假说的存在；另有部分学者并未发现贸易与环境的这种关系；还有学者在EKC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环境变量与经济变量的三次曲线关系，即N型或倒N型关系。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理论认为当贸易刺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便能克服环境污染的问题，此时贸易对环境的收入效应为正，而无须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根据对不同国家的实证检验结果证明收入水平并不是决定环境污染的唯一因素。

Panayotou（2000）对该理论的批判观点进行了总结：第一，忽略了市场和政策对环境的决定作用。第二，没有考虑门槛效应以及在收入水平到达拐点前需跨越这些门槛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不可逆的风险。第三，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研究发现工业废气的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约在5000美元左右，但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这个水平，也就说明在这些国家中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积累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到达拐点之前，应当运用合理的干预政策避免扭曲和市场失灵，减少因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使其保持在可逆的生态门槛之下。

（三）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划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规模效应是指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扩大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活动规模，促进了该国GDP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多的污染，规模效应一般认为是负效应。结构效应指贸易使不同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各部门相对生产规模发生变化。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更加倾向于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进行专业化生产。参与国际分工后，如果一国新的产业结构中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产出下降，则贸易开放有利于环境的改善，结构效应为正，反之，贸易开放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技术效用主要考察贸易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产技术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技术效应一般为正效应。如果环境规则有效，或环境规则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变得更为严格，会促使生产者寻求新技术用于降低企业排污水平，改善环境状况。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还使得一国更容易获得国外先进技术，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为重要。

一些学者或研究机构在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基础上，对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更深入的划分，比如Stevens（1993）提出了产品效应（Product Effect）的概念。Runge（1993）把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扩充为五个方面：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活动规模、产出结构、生产技术以及环境政策。OECD（1994）将其进一步划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产品效应和规制效应（Regulatory Effect），Panayotou（2000）此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此后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对其各个效应的分析。

贸易环境效应方法为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很多学者采用此方法针对一系列环境贸易问题展开了讨论^[2]，比如Copeland和Taylor（1994）、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以及Cole和Elliott（2003）等。以上文献证实了贸易环境效应的存在，但是具体效应的正负性和显著程度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所得结果根据研究时间、地区范围以及污染源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