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者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从单一指标，逐渐向多指标、多层次深入。但至今仍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

较早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是Kuznets和Kaldor（1973），他们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可以用劳动力在各产业间的转移来测定。^[74]潘文卿和陈水源（199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可以通过结构关联矩阵的水平来体现，因为结构关联矩阵可以体现产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及其结构关联水平。^[75]宋锦剑（2000）分别从产业构成、技术结构、地区结构、组织结构等四方面着手，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76]邬义钧（2006）从附加价值溢出量、结构效益指数、高加工化系数、结构效应链等方面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多指标评价体系。^[77]

刘伟等（2008）研究进一步指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还应当包括各产业比例的关系和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等部分。^[78]徐德云（2008）在对中国1978—2005年的数据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中，赋予三次产业不同的权数，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进而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79]冯根福等（2009）认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测度应该分别从单指标和多指标两个不同的层次进行。^[80]谭晶荣等（2012）指出，产业结构超前系数能更好地测度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和方向，适合广泛应用。^[81]宋梅秋（2012）认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二是区域传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三是区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82]显然，该研究更加侧重于结构的变化。

综上所述，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定量分析方法大多集中于产业结构及其细分化研究。其中，Kuznets和Kaldor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谭晶荣等的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宋梅秋的三分法，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上述方法没有直接涉及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对资源利用等社会环境效益的影响等的计量分析，其评价体系仍然相对贫乏。

总之，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历时已久，其理论体系已经多方探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日益成熟。但不容否认的是，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还不乏争论；由此，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选择也尚待拓展，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数量分析也尚待完善。现有相关文献一方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为本书进一步进行理论探索提供了空间。

特别是，关于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成果，其理论体系都不够成熟，对于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索起步于实践操作，其理论体系尚处于探讨和争论之中。因此，本书选取老工业基地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吉林省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基于著者长期从事该区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与政策，为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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