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　理论研究

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一样，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问题，也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制度的视野演进历程。

早期关于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研究，大多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的。Gereffi等（1999）提出，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形成自主品牌。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变过程为：委托组装（OEA）—贴牌生产（OEM）—自主设计（ODM）—自主品牌（OBM）。事实证明，自主品牌的形成是个相当难的过程。^[19]

有国外学者以东南亚和南美国家服装纺织行业为例，认为产业升级包括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孙文远（2006）选取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视角，提出了基于这一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方式和升级战略。^[20]张其仔（2008）从比较优势演化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21]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视野逐步从企业价值链升级转向其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并将产业结构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其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关系。黄茂兴、李军军（2009）构建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得出结论：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和合理的资本投入，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22]

何德旭、姚战琪（2008）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视为中国发展的两个车轮，实现带动产业的整体升级。这为中国产业调整的方向以及发展道路指明方向。^[23]金碚（2011）认为，一国或区域工业转型升级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整体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发展趋势上。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变化仅是表象。中国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就是要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24]

朱瑞博（2011）从理顺产业链的关系入手，认为区域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是基于核心技术链和核心产业链，构建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整合机制。^[25]

近年来，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范式为依据的研究逐步活跃，将视野扩展到区域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差异。巴曙松、郑军（2012）在新结构主义的框架下，提出中国产业转型将呈现出区域分化的格局。三个特色产业区具体体现在：一是东部进入产业服务化阶段；二是西三角和中部六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三是西部成为中国的资源“大后方”。而这种“三元分化”格局需要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灵活的金融市场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等。为此，需要启动一系列必要的结构性改革。^[26]显然，该研究忽略了东北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

朱元秀（2013）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文化状况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不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和途径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分析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27]唐德淼（2014）认为坚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经济双轮驱动，通过技术等手段提升发展质量，是实现传统产业升级的最优选择。^[28]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重点转向了制度安排。金碚（2014）指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29]洪银兴（2014）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由速度转向结构，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需要由外转内，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与此相应，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应该由外需型结构转为内需型结构。创新和市场是其中的两个杠杆。^[30]

刘志彪、陈柳（2014）认为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竞争力是经济政策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转型升级应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增加研究与发展的投入，或简单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或采取“腾笼换鸟”等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政府在转型升级中的有效作为，主要体现为能否为“提高生产率”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31]江飞涛、李晓萍（2015）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新工业革命孕育兴起，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完善制度基础上。该制度应该致力于激励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32](www.daowen.com)

邓向荣、曹红（2016）认为，中国50余年的产业升级具有适度偏离比较优势特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障碍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能力累积与跨越式升级。因此，建立产业进入退出机制以集中国家优势推进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研发，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必然选择。^[33]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已逐步从产业价值链升级转向整个经济视野下从比较优势出发的产业再定位或依据技术进步的产业体系构建，而无论哪个角度，都要求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选择、以实体经济为重点的产业选择。

1.2.2.2　实证研究

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展开的。

宋巍、顾国章（2009）通过构建产业内升级程度指数和产业升级潜力指数，对长江三角洲2001—2007年产业的升级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其升级的主要模式是产业内升级。同时，指出有些产业存在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34]

刘志彪（2010）通过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分析，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层次人才战略已经日益凸显其主体地位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其竞争战略的焦点应该转化为高级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竞争。^[35]傅允生（2010）借助浙江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浙江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其产业结构与产业层次并没有随之及时调整与提升。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往往有路径依赖现象和产业锁定效应。^[36]

徐竹青（2010）则通过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考察，提出中心大城市具有集聚大量高端要素的优势和能力。对于长期依赖于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快速发展的浙江而言，重视大中城市的发展及充分发挥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是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中必要的战略选择。^[37]

赵西三（2010）针对河南省提出，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由产业间升级模式向产业内升级模式转变，由“俘获式”向“自主式”产业升级模式转变，在未来的区域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38]赵玲玲（2011）认为，随着新兴技术产业等替代原来的传统产业，珠三角要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利用政府在宏观信息上的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着力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承接力，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实现方式。^[39]孔伟杰（2012）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大样本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发现，大型企业更关注产业转型，中型企业更注重企业类型转型；并且研究发现：政府行政行为对市场不发达区域的企业类型转型效果显著，而在市场发育相对成熟区域的企业类型转型效果不显著。^[40]

王志华（2012）以江苏为例，基于索洛残差法估算了2000—2010年江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计算了各要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江苏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较高，而且在各要素中，劳动对制造业产出的贡献率最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最高。^[41]胡娟红（2012）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因及路径予以研究。^[42]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大多以区域研究为载体。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居多，而相关的研究结果既有对产业内升级的反思、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探讨，也有对影响要素从劳动向技术、人才转移的考察和对政府产业政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