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进步显著。2017年全国财政卫生支出预算达14044亿元，是2008年的4.4倍，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8年的5.0%提高到7.2%。与此同时，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突出，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呈现出“洼地”现象：农村与城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差距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村人均卫生费用仅为城镇的三分之一，而慢性病增幅却高达城镇的2倍，“因病致贫”人口占农村贫困人口的四成。农村卫生问题属于医改世界性难题中的“硬骨头”，是深化医改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短板，是中国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约性因素。

中国农村居民尽管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获得了明显的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升等改革成果，但与城市相比，整体落差明显，尤以健康领域表现明显，即基本公共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在城乡之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加快破解农村卫生难题，保障全民健康，已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新要求。近五年来，城市卫生费用占全国总医疗费用的75%；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95%用于城市医院，仅5%用于基层医疗机构。这种城乡卫生资源分布高度失衡的状况，无疑会影响到乡村医疗体系的建设。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村社会生产力被疾病所破坏。

国务院扶贫办资料显示，中国2015年贫困人口7000万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者在所有贫困人口里的占比达40%左右。按照中国2015年人均GDP 49351元、人均住院费用8268元计算，每增加一个健康的人就等于增加了49351元的GDP、减少了8268元的医疗支出。当前，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之城市更为突出，“健康扶贫”已成为农村“精准扶贫”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做好农村卫生工作，就是在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激活农村发展动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一切的基础是健康的人，健康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健康正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

中国乡村健康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建设的全局性工作。据世界银行测算，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10%归因于健康人群。哈佛大学研究表明，30%—40%的亚洲经济奇迹也是源于健康的人群。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良好的公众健康是整个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性投入。投资于健康，就是投资于生产力、投资于经济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在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卫生具有“推动着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卫生发展，各国纷纷出台国民健康发展规划。如美国正在实施的第三个“健康人民2010”规划，欧盟国家正在实施的第二个“欧盟成员国公共健康行动规划”，日本正在实施的第三个“健康日本21世纪”行动规划等。

当前，健康已经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突出需求，健康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在农村卫生发展落后。只有破解了农村卫生难题，才能为农村居民健康提供最坚强的保障。全面推进农村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是新时代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推进农村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促进人民获得感的提高，有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16年末，中国大陆农村户籍人口58973万人，占总人口的42.65%，农民仍然是当代最大的社会群体。当前，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尽管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农村卫生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卫生资源对比落差较大等问题突出。发展农村健康，就要把农村健康与党的治国理政方略、党的建设对接起来，不断推动农村健康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毛泽东“六二六指示”指导下，卫生部门逐渐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农村健康事业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卫生机构病床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从全国卫生经费来看，有65%以上用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尽管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民健康保障和平均期望寿命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总体上农村居民可获得的卫生资源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且这种差距在十八大后仍然在扩大。2012年，城市和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8.54人、3.41人，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分别为6.88张、3.11张；2015年，上述四个指标分别提高到了10.21人、3.9人和8.27张、3.71张。城乡卫生资源差距不断拉大，主要是农村卫生改革发展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示，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与城市相比而言，发展较为滞后；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www.daowen.com)

发展农村健康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已经超越了传统医疗技术范畴，关系城乡资源的均衡分配，关系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推进农村健康事业，需要切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破解农村健康发展难题，亟需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协调各方，破解其面临的一切思想和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农村健康改革，从大健康战略角度来看，要落实好协调发展理念，地方政府需要破除传统县域竞争模式下只注重GDP增速的发展观念，真正落实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城乡之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推动农村健康发展，加强组织建设。当前，农村健康发展面临着家庭医生签约、分级诊疗、健康管理等具体工作任务，牵涉到党政部门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要搞好分级诊疗工作、建设一支有力的家庭医生签约队伍，就应该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人、财、物投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离不开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持；要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就牵涉到卫生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之间的工作协调问题……部门利益如何协调、部门权限如何调整，如此种种，都是当前农村健康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中国血吸虫病防治、艾滋病控制为例。1953年，沈钧儒上书毛泽东提出血吸虫病的危害后，引起党中央的关注。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开会之际，专门派工作人员前往农村调查血吸虫病问题。此后，他亲自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区的血防工作。血吸虫病防治由于党委的统一领导，各部门得以协调展开工作，形成了强大的组织领导、核心力量，大大推动了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发展，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送瘟神”的人间奇迹。

新千年世纪之交，艾滋病在全球迅速蔓延，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居民预期寿命倒退30年。其间，中国部分“老、少、边、穷”农村地区疫情十分严峻，一些国际组织预测：如果中国没有积极有效措施，2010年将有超过1000万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经济损失将达77000亿元人民币，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即使采取积极有效措施，2010年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也将达到150万人左右。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2002年10月29日，胡锦涛同志批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此后，国务院专门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创造了“因为一个疾病，专门出台一部法规”的历史。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为了破解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瓶颈，以不同形式和着力点将农村健康这根“硬骨头”纳入基层党委和基层党建工作内容，带动医疗卫生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江苏淮阴区为了推动农村健康改革、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工作，2016年开展了名为“家庭医生·红色天使”的党建项目，通过区委书记牵头挂帅、区四套班子领导挂钩负责、部门联合激励奖惩、乡村社区网格化覆盖等四项机制的建立、运行，建起了一套党委负责、各部门分工协调的以党建促卫生的发展机制，培养出一支以党员医生为核心力量，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中的党建宣传员为抓手，以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为宗旨的优秀医疗卫生服务队伍，有效地把党的政策和温暖传达到了基层一线。贵州开阳县成立全国健康促进县试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书记任组长，全县111个部门、单位以签订承诺书的方式落实工作任务，切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取得良好成效。

时至今日，中国卫生事业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高效的中国式办法。“医改”作为贯穿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综合改革，已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破解了长期困扰农村卫生改革发展的全社会参与、卫生资源配置、资金投入等瓶颈问题，已经迎来了成熟的时机条件，农村健康事业必将在新时代迎来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