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猜想，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文本

题解:

大学之意义，乃“大人”之学，用功夫使自己成为“大人”之学。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陆象山说:即使不识一个字，也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分尔我者，小人矣。讲的都是大人之所以为大。

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是最完善的，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对理念的模仿，但是永远达不到理念的程度。“大人”之学，是使人大之学，使人能够不断充实、扩大，最后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念。人生就是一种不断努力、不断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过程。“大人”就是体现了人之为人理念的人。如何成为“大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大学》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是一套修养功夫的“架子”，套入这个“架子”，则人生就有了定位、有了方向、有了意义。就个人言，存在先于本质，套入了大学这个“架子”，就为个人的存在选择了本质。就《大学》之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大人而言，其论域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论述了如何培养城邦护卫者乃至哲学王。

但《大学》与《理想国》不同，《大学》不讲过高之理，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修养功夫。《中庸》讲的是“基础理论”，《大学》讲的是“工程技术”。《中庸》《大学》通贯起来读，更能促进理解。一个人成为大人，不仅是精神境界，而且包括物质世界;不仅是心理要求，还有生理要求。《大学》讲的修养功夫包括了养生、养形、养德、养人，从健康、人伦、义利、公私、忠孝、理欲、礼仪、名节等方面，都离不开修养、离不开功夫。让道德高尚、行为规范需要功夫修养;让心理正常、心态阳光需要功夫修养;让身体健康、形貌标准亦需要功夫修养。道德高尚、行为规范、心态阳光是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身体健康、形貌标准亦是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林肯讲: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应该对自己的容颜负责。此语深得《大学》功夫之味，正所谓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也。人之为人的本质，本即含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两方面的统一才是合理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性命双修。进一步细化则是身、心、神三修，命、性、境三养，人是一个分为身、心、神三层的系统存在，是一个一元两面三层的立体存在，身体、心理、精神境界，生命、心性、境界三层的修养不可偏废。

《大学》一书是典型的经传体结构，其中经文一章205字，传文十章1546字，如《中庸》一样，文字之间环环相扣，组成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此结构庄重、典雅，义理清晰，语势通贯，让人读之而顿生敬意。西哲海德格尔讲:语言是存在的家。不同的存在有不同的语言之家，科技存在语言统一、四海为家，但哲学、文学、艺术等存在，都是以母语为家。汉语历经三千多年的发展，能够产生像《中庸》《大学》这样的文字，产生过优美的诗词歌赋，产生过书法，正足以证明汉语的伟大。汉语在过去能有这么多伟大的存在，在将来也一定能贡献许多伟大的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任重而道远。

《大学》朱序解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解:朱子在此总结了儒家教育的一种理想模式，这一模式由两阶段构成，小学阶段从八岁到十五岁，学习内容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阶段在十五岁之后，学习内容包括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阶段多为外在技术，重在中规中矩，大学阶段多为内在哲理，重在融会贯通。这是一个由外向内渗的过程，到最后则达到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大人境界。与现代知识教育不同，这是一种德性教育。从现代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德性教育的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一个人德性的可塑性最好的时间是七八岁到十几岁，这时候，他从家庭和学校里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品行，此后他生活得有境界或无境界、境界有多大，基本上就在这一阶段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的德性教育，可以使人养成习惯，其效果远比其成年后学习许多伦理学理论强得多。因此，西哲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养成的一种品质。中国人说一个成年人“没教养”“没家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阶段德性教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一阶段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德性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批评社会风气不好的同时，也应对教育的模式有所反思，特别是七八岁到十几岁这一阶段的教育。

德性教育除了培养有完善人格的人，还包括合格的国家管理者。修己之外，还有治人。这方面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是躬行之心得，都在民生日用彝伦之中。也就是说，以儒家的理想教育模式培养的官员都是在百姓生活之中的。同样是培养国家管理者，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提出了不同方案，他认为应把十岁以上的人清除出城邦送到乡下去，十岁以下的孩子全部由国家来教育、培养，让他们摆脱家庭的影响和社会陈规陋习的塑造，而且在其成为管理者后，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也不准用金银，不从事生产，亦不准有家庭。这与儒家从家庭出发不离伦常日用的培养方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把《大学》和《理想国》贯通起来阅读，对于中西方对管理者的定位会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也许体现在今日中西治理模式的不同中。中国文化确实有中国文化的特点。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

新安朱熹序

解:朱子在此讲了程颢、程颐两夫子在大学之道的道统上的重要作用。自孔子到孟子，孟子之后大学之道就泯灭无所闻了。大学之道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宗教价值观、哲学价值观和俗常价值观。宗教价值观多是由某种宗教信仰所支持的价值观;哲学价值观则是人类超出个人的局限性而对某种崇高境界的追求;俗常价值观乃是人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对功名利禄、权谋术数等所做的追求。俗常价值观在社会中有着重大影响。大学之道可以看作一种哲学价值观。

在朱子看来，大学之道不行于世的原因，是由于另外两种价值观过于强势，“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俗常价值观“记诵词章之习”，“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这种价值观对生态的破坏，造成了社会的惑乱。一个社会要获得有效治理，总需有人自觉去传承哲学价值观，而不是人人成为奉行俗常价值观的“理性人”“经济人”。可以说，中国漫长历史的许多智慧就足以证伪许多西方现代理论对道德修养的轻视，如距朱子时代不远的五代十国的混乱，导致人人自私自利，不讲道德，到最后不会发展出一种理想社会，而只能出现祸乱频仍的局面。中国历史悠久，对此有历史经验。中华文明自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就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这是其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绵延至今的古文明的重要原因。因此，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把《大学》表彰出来，在道统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解:程子对《大学》的重要评价，说明《大学》是入德之门和为学次第。“为学次第”四字十分重要。“为学次第”不是“为学逻辑”，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在下面很好地理解《大学》的经文。

经文解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解:一上来就讲“大人”之学的宗旨，直接回答了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有三大目的，或者讲人生有三大纲领，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完善了这三大纲领，人就符合了人的理念，成为一个充实光辉的“大人”、真正的人，从而也就确认了人活着的意义，确认了人活着应该怎样活的问题。

这里的“大人”是指人之为人的理念，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大人”寓于一个个具体的人当中。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是一名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可以是一位记者、医生、作家、公务员等，但他都可以按照这三纲领的要求，而使自己成为一名“大人”，具有真正的“大人”之性。孔子首先是一名教师，然后才成了圣贤。王阳明首先是一名官员，然后才成了“大人”。“大人之学”并非离了日用伦常的生活而存在。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应该而且能够践行大学之道。“大人”是一个普通的人，而非特殊的人。

明明德是内圣之学，要将自己光辉的德性显扬出来。对于明德的理解，儒家主流基本上肯定其为先天之善性，如王阳明认为明德就是良知。不过，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明德还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原始人的明德与现代人的明德，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人之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灵明，或曰大脑机能，这是明德产生的前提。如果这样理解是“性本善”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明德的内容是不断变化丰富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讲:“天性不过是第一习惯，正如习惯是第二天性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所谓天性被抛弃了，而有些东西又被人看成了天性，孔子有孔子的明德，朱子有朱子的明德，王阳明有王阳明的明德。在今日之时代，在今日之中国，明德也有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沉淀于明德之中。

新民是外王之道。新民即让人振作起来，有与人为善之意，也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杜甫有诗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官一任，不仅要在物质生产方面造福一方，还有着使一个地方的民风向善的责任，这就是一名官员的“新民”。“新民”也不仅是一名官员的责任，就是一位普通的人，也有此责任，一个人在将自己的良知显扬出来的同时，也应尽最大的可能带动周围的人这样做。一个人做最好的自己，也要尽己所能影响周围的人做最好的自己;一个人让自己幸福，也要尽己所能让周围的人幸福，如此幸福才更幸福。

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合理、最恰当的状态。这是真正处理好了明明德和新民、内和外的辩证关系。至善就是时中，是把中庸的原则、辩证法的原则具体地运用到每一件事上，于事中求得最高的恰当性、至当不移的道理。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三纲领，从横的面上看，组成了一个闭合的系统，一分为三，合三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去用功夫才是活泼泼的，而不会偏执于一端，才是合内外之道，而不会内外偏倚。从纵的方向上看，又体现了用功夫的次第。明明德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新民是对自己的超越，也可看作是一种否定，止于至善，则是对否定的又一次否定，防止务外而遗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循环无尽，螺旋上升，在这一辩证的运动过程中，人生境界日渐提高。

1.1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2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解:在提出《大学》的三纲领之后，承接着“止于至善”，又提出了《大学》的两大原则:知止的原则，知本的原则。走得再远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事情再繁杂，也要有个根本。

知止就是知道所要达到的状态。就人生的大目标而言，这种状态应是至当不移的;就生活的小目标而言，这种状态应与自己有着辩证的关系，是适宜于自己的特点的。知道这种状态，就有了定向、有了定力，内心才不会有困扰，而是每逢大事有静气，内心静了，外在才不会慌里慌张，而是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如此才能考虑周详，得到成功。这一切都是从知止中来的。

知止，含有于事中求理、欲中求道、动中求静、有中求无的要求。世事繁杂，知道了事中所隐含的理，就不会为世事所左右，而是会止栖于事理之中。见理透彻，就自能看庭前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人生多欲，纵欲伤生败德，禁欲害生违天，知悉了欲中所隐含的大道，会止栖于此大道之中，以道御欲，从而养生进德，其乐无极。人生世事变动不居，生生不息，掌握了运动的规律，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动中求静，止栖于此规律之中，就可虽酬酢万变皆静也。事事物物、这这那那，全都是实在，全都是有。人如逐于事事物物、这这那那，就会心为物役，没有止息。知止，就要于这有中看到无，不是逐于有，而是止于无，这样就可知其雄守其雌，物物而不物于物，在烟火人间中获得心灵的自由。知止就要处理好事与理、欲与道、动与静、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说人生达到了一种中道，尽善矣，尽美矣。这是人生的大原则，也是人生的大功夫，更是人生的大智慧。

人生许多悲剧在于不知止，浮浮沉沉，随波逐流。有些人永远是风派，永远是弄潮儿，飘来荡去，八面玲珑，终是大梦一场，白云苍狗。

知本就是要知道事物的根本和枝节、结果和开始、主和次、先和后、轻和重、缓和急等。知本是做人和做事的大原则、大功夫、大手段。不知本，眉毛胡子一把抓，疲于应付，到头来却事倍功半。知本就能举重若轻，不知本则会举轻若重。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总结其工作的经验，是这样一句话:多干就是少干，少干就是多干。这是重要领导人知本的经验之谈，里面蕴含着辩证法的深刻道理。

知本原则可以说是辩证法在做人做事方面的体现。古人不懂辩证唯物主义，朦朦胧胧地提出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今人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之道，则可以对知本原则有着高度的自觉。这种自觉尤其表现于毛泽东的《矛盾论》之中，在这篇经典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如何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矛盾过程的主要阶段等思想，一句话，就是要在两点之中抓住重点，在本末、先后、轻重中抓住根本。熟读《矛盾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大学》的知本原则。

在点出了三纲领、二原则之后，《大学》展开所谓的八条目。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进一步展开和细化，在内圣和外王两个方向上都有所开掘，而对于八条目之间的关系，则要用知止、知本二原则加以处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学》的经文尽管文字简约，却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此正所谓“易简功夫终久大”。一段《大学》经文，中国人的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其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功夫就都在里面了。

2.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解:古时想要使天下之人都能明其明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己的身体和品德;想要修养好自己的身体和品德，先要端正好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好自己的内心，先要自己的意念诚实;想要自己意念诚实，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则在于度量事物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事物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穷究明白，才会拥有丰富的知识;拥有了丰富的知识，才会意念诚实;意念诚实，才会内心端正;内心端正，才能身体健康、品德高尚;身体健康、品德高尚，家庭才会整顿好;家庭整顿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了，才能使天下太平。

此八条目指明了修养的次第，而非逻辑顺序。有人从逻辑角度批评这一段落，认为齐家不是治国的必要条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由外向内、由内向外地推，是毫无逻辑的表现。说毫无逻辑是对的，因为这段内容本就不是逻辑的演绎，而是修养的次第。拿逻辑来批评，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同时，此八条目作为修养的次第，严格地说，也并没有时间的先后，只是用功夫的一个下手处，并不是前前后后就分得很清，往往是一有全有，如不是说讲齐家时就孤零零地在齐家，而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也在，有次第但不可把自己框死了，需要活着，才有功夫。

总之，此八条目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一个浑圆系统，系统里面又纵横交错，结构复杂。其修养次第只是人生在世长功夫的一个大致过程，一旦功夫纯熟，却又是浑圆一个。

历史上儒家发展到宋明分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不同的学派，乃至同一学派中不同的人对此八条目的核心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对致知，朱子的意思是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而阳明子的意思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对格物，朱子的意思是即物穷理，穷究事物的道理，而阳明子的意思以良知正物;同是陆王学派，阳明子对修身的理解偏于道德修养一面，阳明子的弟子王心斋却将身首先理解为个人活生生有生命的身体，修身的基本意为身与道一、明哲保身，有了有生命的身体这个根本，此后的一切才能谈得到。经典多是含义丰富的，现代人对此应持宽容的态度，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境况，确定一种为自己的人生有所受用的理解，而不必拘泥于一家一派的说法，否则便把经典读浅了、读小了、读薄了。

此解中格物之格，取为度量之义，这也是格的古义。格物就是度量事物的本末、终始、厚薄，从而取得一种正确对待事物的知识。这样就可以与前面讲的知本原则、知止原则呼应起来。对于修身之身，一元两面，既取其身体之意，又取其道德之意。身心皆健康之人，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现代中国人应是一名性命双修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之道对待自己的身体，又以辩证唯物主义之道对待自己的精神。这样才能身体健康、品德高尚，才能更有益于家庭，有益于社会。具体讲，就是要通过这修养功夫，做到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

八条目是与政治相关的心性修养功夫，从个人外推到国家、天下。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有很大缺陷。因为八条目缺乏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只有把公共领域作为客观对象加以研究，才会推理出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现代政治概念，而这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盲区。今人修习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功夫，对此也不能不有一种清醒认识。

3.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解: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一律都要以提高自己的身心健康、道德修养为根本。身心修养这个根本问题乱了，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不可能的。正像把应该重视的大事忽略了，本来次要的小事却能做好，这是不会有的。

此节以知本原则分析八条目，明确提出以修身为本，其他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在的事物都是末。此节中的关键词是修身，但是关于修身的含义在儒家思想史上则是众说纷纭。一般的意见认为修身的含义就是人的道德品行的提高，但是也有人认为修身的含义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境界三者的提高，是身、心、神三修，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王艮，他对修身有独特的理解，从而可以启发人们对经典的阅读。

王艮，字心斋，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奇人，名副其实的平民哲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以制盐为业的手工业者家庭，世代都是贫苦的灶户，以煮盐为生。他7岁入塾，11岁辍学，只受了四年童蒙教育。在这四年中，他从塾师受《大学章句》，辍学后以煮盐、贩盐为生，到39岁慨然有任道之志，开始自学儒家经典，并在当地讲学，后随王阳明学习，48岁自立门户创立新学派，58岁去世。他的学派史称泰州学派。梁漱溟先生自谓其受心斋影响最大。

由于王艮的生活经验不同于书斋里养尊处优的文人士大夫的经验，因此他的思想更多了些平民的生活气息及讲求实际的唯物主义色彩。故而他对于修身，首先从生理上、从人的生命存在立论，提出了尊身立本、身道合一的观点，认为道尊、身尊才是至善，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一偏。他进而倡导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认为，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之事，是之谓失本也，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当遵道与尊身发生冲突时，他主张要善于保全自己，待机再起，并批评了历史上那些以身殉道的贤人，认为他们放弃了对自己、对别人的责任。

王艮对修身的理解，对今天的我们很有启发。人是一个特殊复杂的巨系统，一元两面三层多维，既有生理的世界，又有心理的世界，还有道德精神世界，如同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世界1、世界2、世界3，精神哲学家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这三个世界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修身应该正确处理好这三个世界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保持和谐。仅强调一个方面，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例如强调对道德精神世界的修养，历史上有以禁欲、伤生等极端方式追求自己道德净化的人，结果身体垮了，既不能齐家，又不能治国。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期间，既刻苦读书学习，又提倡风浴、雨浴、日浴，科学锻炼身体，可谓对修身加以全面理解的典范，因此理想高远，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身体强健，为其以后的革命活动、治国平天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的生理世界、心理世界、道德精神世界的修养，机械地偏于一端就会互相伤害，辩证地相互作用就会相互促进。例如对生理的世界，生理上做欲望的奴隶，纵欲过度，不但导致心理无聊还会道德堕落，最终也伤身体。不循欲伤生，而是节制欲望、严格要求、科学锻炼，则不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对心理健康、对道德精神境界的提高有好处;反之，道德精神世界的境界高了，则人的心理就会宁静、宽容，不会扰扰攘攘，而人的生理方面就自然不会被过多的欲望所驱遣，不会肆欲害生，而会生活科学、血压平稳、身体健康。很好的精神境界，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平衡、生理健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人，在这三方面实现了和谐，用大科学家、大哲学家钱学森的话来概括，就成为一个性命双修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待身、对待心、对待身心之关系。此之谓真正的“修身”，以此为本，方能济世。

传文解

1.释明明德

解:《康诰》篇中说:“能够发扬彰明美德。”《大甲》篇中说:“想着这天之所赋的明德。”《帝典》篇中说:“要能发扬大德。”都是说要发扬自己固有的明德，即明明德。

明德乃光明的德性之意，但在儒家思想史上对此光明的德性理解并不相同。孟子认为明德即为先天的性本善。荀子则认为明德是后天习得。后来在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中，朱子认为明德就是心具的众理;王阳明认为明德即孟子讲的本心，他自己则名之为良知;阳明后学王龙溪称明德为“现成良知”，而罗近溪称明德为“赤子之心”;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则认为明德就是“童心”。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一段时间我很认同王阳明的良知说，以为良知就是先天的良知良能。但在我去参观位于章丘的城子崖遗址时，却在认识方面有了一个大转折。城子崖遗址大概是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遗址，先人们在此艰苦地生活，创造了简单的文明。如果人具有先天之良知的话，他们又何至于生活得如此简陋?因此，对于明德的认识，还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应该看到，明德的内涵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即明末哲学家王夫之所讲的“性日生而日成”。

明德不是先天的，但能够产生明德的能力则是先天的。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讲的“一点灵明”，这“一点灵明”就是人的大脑的功能。人的大脑作为大自然进化的产物，要比一般的动物的大脑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从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动物大脑的机能。正是这一机能才使人类逐步地创造积累起一个文化世界，也就是哲学家波普尔所称的“世界3”。“世界3”又进一步刺激强化人脑的机能。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随着人类脑科学的不断发展，人脑运行及其与“世界3”互动的大量规律将会逐步清晰，甚至对于在今天看来非理性的事情，人们也能发现其运行的规律，那时，今天的非理性也变成理性了。因此，对于“明德”的概念，完全不必看作人的先天的神秘主义的本性。

同时，明德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尧舜时的“克明德”之内容，一定与《康诰》讲的“克明德”有差异。所以在今日践行《大学》“明明德”的功夫时，一定要对明德的内容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没有这一分析，而只是讲“明明德”，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有了上述认识，每个人对于明德的形成就可以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要从时代生活中吸取其先进内容。明德不是天生的，有赖于我们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选择、自我建构。在自己的人生中明德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但一定要有其稳固性，要有底线思维，要知止、知本。在此基础上知行合一，将明德贯彻于自己的生活、工作之中。这样的“明明德”功夫才是实实在在的，与生活世界浑然一体，如此“明明德”在今日才有受用。如果读《大学》、讲明明德，却又毫无时代的内容，与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毫不搭界，读书是读书，到事上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2.释亲(新)民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解:汤在铜盘上镂刻铭文:“如果一天能够自新，就要天天自新，永远自新。”《康诰》篇中说:“使民振作自新。”《诗经》说:“周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能够秉承天命，除旧布新。”所以，君子要用尽一切办法求得自新。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发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叫作“新民学会”，其中的“新民”，就来自《大学》。毛泽东一生都注重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大学》“新民”的理念已经沉淀于他的深层思维结构之中。他组织教育农民，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做士兵的工作，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总之就是要“使民振作自新”。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教育只是新民的条件，关键还在于激发每个人的自觉性、主动性，使其能够自新。新是事物的发展规律，新陈代谢、除旧布新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此正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生之谓易”。后来马克思对此有了很好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恩格斯也讲:“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不断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求新、求变，才是人的存在发展之道。

一个人在自新上用功夫，就要做到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意思，是说要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循着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改变自己，从而为时代、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与时俱进不是随波逐流，社会上有一种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完全是一些风派人物，社会上刮什么风，他们就是什么人，当社会以自由主义为时尚的时候，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过了几年，自由主义不吃香了，社会上多讲儒家思想，他们就又以儒家的面目示人。这样的自新不是与时俱进，而是随波逐流，其区别就在于风派人物的各种取舍，不是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处为标准，能够出风头、捞好处，怎么变都可以，内心毫无定见，毫无定力。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所谓国学大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吃香，他“革命”得很，到了改革开放时，自由主义吃香了，他又“右”得很，晚年出了一本书，痛苦反思，完全否定了其前半生。其实他是永在“风口”，毫无所信，不诚无物，人格破产。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随波逐流，一切都没有了标准、没有了是非、没有了规则、没有了中心，传统、逻辑、语言都在被抛弃之列，只要讲出的话能够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在学术市场上能够引起人的关注即可。从翻译的角度讲，讲“后现代”太有文化味儿了，译成“后时髦主义”，或者干脆音译为“后摩登主义”更符合这种“自新”的意味。今日的网络世界，已部分地呈现出这种“后摩登主义”的特点，“网上时有文章出，各领风骚三两天”。在现代社会，处理好与时俱进与随波逐流，从而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已十分重要。

自新的最高境界是创新。创新表现为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螃蟹。创新不是出风头，而是引领趋势，要比与时俱进更超前一步，表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要创新就要有自信，没有自信，看不起自己，跪在别人面前永远不会有创新。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挫折屹立不倒，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文化绵延5000年而不断的文明，就在于其能够自信、自强、自我创新。

3.释止于至善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解:《诗经》中说:“方圆千里的京畿，许多百姓止息于此。”《诗经》说:“鸣叫着的黄雀，栖息在山丘多树的地方。”孔子读了这两句诗不由感慨说:“唉!知道选择止息在何处，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经》说:“端庄美好的周文王，他光明的德行，人们无不崇敬。”人们要学习他，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经》说:“眺望弯曲的淇水河畔，翠竹茂盛!在那里，文采斐然的卫武公，修身治学就像切削骨器那样专心致志、琢磨玉器那样精细认真。他神态庄重、仪表威严，光明磊落、品德高尚。这样文采斐然的人，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诗》中“如切如磋”是说治学态度严谨;“如琢如磨”是说省察自己认真仔细;“瑟兮僩兮”是指谦恭谨慎;“赫兮喧兮”是指仪表威严;“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意思是卫武公已是止于至善，所以老百姓都不会忘记他。《诗经》中说:“啊!前代贤王止于至善永远不会被忘记。”后代的王对于前代贤王，贤其贤而亲其亲，后代的老百姓依然受惠于前王留下的好处，乐其乐而利其利，所以前代贤王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因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朽。

以具体形象的事例反复申说“知止原则”，强调人生要有一个止息处，要有一个立脚的地方。特别是在道德修养方面，要根据自己的地位，止息在一个至善的地方，这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君臣、父子、人己关系的处理上，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智慧，完全不是后世有人提出的“天下无不是君父”这样形而上学的奴才哲学。

知止的原则，不止于道德修养。文中提到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卫武公，不但品德高尚，在身体方面也表现为仪态威严。道德的修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身体的修养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正所谓性命双修。

由人的身心修养而外推，凡人生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要贯彻知止的原则。

许多学生在做研究生选择专业时，往往这个方向、那个方向，游移不定，徒增苦恼，皆是因为不知止。

许多学者做学问求道，但一生下来，随波逐流，无所信持，所学纯成文字游戏，无法安身立命，正所谓:学者求道，如客在途，不知所止，安有所归?悲夫。(www.daowen.com)

毛泽东领导红军、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时期，他还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只愿打仗不愿下功夫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反复地、苦口婆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根据地，就是知止。

孔子站在川流不息的河边而发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读《诗经》，“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处，而长叹:“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动一静，合起来，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从今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看，知止原则，正是很好地处理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只动而无静，事物一刻也不能存在。任一客观物体都是一堆电子、质子、中子的无序运动，中间有着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巨大虚空，但是在微观的无序运动中，却又形成了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固定结构，固定结构又包含着电子、质子、中子等的运动，正是基于这种固定结构的存在，世间才会有一粒钻石、一张纸、一个茶杯、一匹马、一个人等万物。止之道，大矣哉!今日谈知止，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就有了自觉性。

知止乃是以天道贯通人道，使我们在纷乱的人间万事中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一个站定脚跟、安身立命的地方，从而使我们的人生在川流不息之中，不再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无意义的存在。

4.释本末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解:孔子说:“审理争讼，我和别人一样，能断清是非曲直，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能够让诉讼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孔子的意思是，他能使那些虚辞矫饰而无实情的人不敢把不实的话说出来，让人对德行敬服，不起争讼，这就叫知道根本。

能把官司的是非曲直判断清楚，是末不是本，让人不起官司才是本。关于孔子这一法律方面的思想，明朝一位叫罗汝芳的哲学家曾经真正实践。罗汝芳，号近溪，是明代阳明心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中庸》《大学》作为其为学的根本，以孝、悌、慈作为其实践的功夫，一生讲学不辍，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太湖任县令时，一天来了两兄弟因争财产而打官司，近溪先生听完他们的叙说，看了看哥哥，又看了看弟弟，没有说话，便哭了起来，而且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俩没有见过这样的县官啊，官司不判，却只是哭，而且哭起来又不停。兄弟二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罗大人为何如此。这下罗大人一边哭着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告诉二人:在这天地之间大化流行，你们因为时间刚好、机缘巧合，而成了兄弟，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向前亿万年，向后亿万年，从无极而太极，都不会再有你们这样的兄弟，你们却为了几个破钱，而兄不再是兄，弟不再是弟，让父母丢人，让儿孙笑话，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讲法。当时人评价“近溪舌胜笔”，那是一等一的好口才。罗近溪这样讲下来，不一会工夫，不但罗大人在哭，刚才为争产斗鸡似的兄弟俩慢慢也哭了起来，弟弟想起了哥哥的许多好处，哥哥也想起了弟弟的许多好处，弟弟抱着哥哥哭，哥哥抱着弟弟哭，最后说:罗大人您别哭了，我们兄弟俩回去好好过日子，不再打官司争财产了。近溪子真所谓“必也使无讼乎!”

知本原则，不仅在处理法律事务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处理世间的万事万物方面皆是如此。凡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善抓根本。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认识到知本原则的重要性，因此提倡要抓“大本大源”，1917年，他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一年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大学》对根本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一种优秀传统，自尧、舜、禹、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朱子等，无不体现出对这一原则的强调。但是接着这一原则讲，并对这一原则的丰富内涵做出深化和发展的，当属毛泽东于1937年8月在延安写出的《矛盾论》。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道理，解释了万事万物何以会有根本的道理，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事物内部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而引起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内部矛盾又有很多，这就提示人们，欲了解事物的运动或发展，或干预事物的运动或发展，就必得抓住事物内部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还要抓住事物主要矛盾对立的双方的主要方面。这就是知本原则，知道根本，抓住根本。由于有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在贯彻知本原则时，就可以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防止出现本末不分、主次颠倒、本质现象不清的情况，从而使知本原则有了更多可操作性。

总之，《矛盾论》无论从原理方面还是从操作技术方面，都是对《大学》知本原则的深化和发展，可以说，《矛盾论》在这个方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新发展，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与《大学》《中庸》一样的经典之作。

5.释格物、致知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上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解:此节在儒家思想史上争议很大。在儒家内部理学一派的程颐、朱熹等人看来，这一节中“此谓知本”是上一节的衍文，而“此谓知之至也”以上，大段文字解释“格物致知”都佚失了，故而朱子以其理解补写了此节。但在儒家内部心学一派的王阳明、王艮等人看来，格物之“格”可以解释为“正”“度量”等义，致知可以解释为“致良知”，则原文并无所佚失，朱子补文纯属曲解原文、多此一举。

放下理学、心学的争论不谈，但就朱子的立场来看，其补文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大学》各节传文的结构、文脉来看，朱子的判断是有其内在一致性的。就今日认识论的观点说，朱子此节补文基本上解释了认识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规律，有着丰富的内涵。

朱子此节补文共有四层意思。“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致知就是认识事物的道理，其方法就是到事物上去研究，讲认识的目的和方法;“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事物是可知的，而人是能知的，主客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讲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在已有的经验、理论之上，对事物的认识会越来越充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讲人最终能认识客观世界，并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认识自己，性与天道一起呈现。

尽管朱子文字简约，没有展开论述，但现代认识论的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这节文字里面，承认真理存在，真理就是人从客观事物中探究出来的道理，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且一定要与客观实在相符合，并且在发现真理的成熟阶段，真理一定是成体系的，其内部是贯通的、一致的。发现真理的方式是“即物”“格物”，朱子讲得很笼统，但大方向是对的，在“格物”的过程中，现代认识论产生了两个主要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理性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重视归纳，在研究事物的过程中，通过归纳产生理论，然后发现事实以对理论加以证实，先是事中求理，后是理中求事，如果求得的事得到事实的证明，则理论正确;理性批判主义重视问题，在研究事物的过程中，面对出现的问题，通过推测产生理论，并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认为这理论无法证实其正确，因而关键不在于证实，而在于想方设法去证伪，只要其通过了证伪的检验，就可暂定其为合用的理论而加以认识事物，直到被证伪为止，新的问题再有新的猜测。这两个流派，互相批判，妄想将自己定于一尊，其实都是一种独断论的想法，实际上两者各自体现了人类认识的部分真理，合起来统观才更符合人类认识的实际。例如，牛顿定律的发现就主要得益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则主要得益于理性批判主义的认识方法。两者合起来的实践才能更好地实现朱子讲的“格物致知”。

当然，此节朱子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讲认识的积累和贯通，这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只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而且根据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的原理，“无不到”“无不明”的境界只能相对地达到，不能绝对地达到。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言:“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认识世界无穷尽，认识人类无穷尽;天道无穷尽，性亦无穷尽;世界有希望，人类有希望。

6.释诚意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解:所谓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是指不要欺骗自己。就如同厌恶臭味那样厌恶邪恶，就如同喜爱美色那样喜爱美德，这样才能自我满足。所以君子必须注意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人前人后一个样。那些没有道德修养的人，就做不到诚意，人前人后不一样，言行不一，知行不一，内外不一，在无人注意时，什么坏事都可能做，无所忌惮;可当他们见到君子，就会掩饰劣行，装出善良的样子。人们早就看透了他们，如同看见了他们的肺肝一样:这样伪装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叫内心里实有什么，在外面一定会显露什么。所以君子一定要注意一个人独处时的道德修养。曾子说:即使在独处时，也有许多眼睛注视着你，有许多手在指点你，这是一种严厉的监督!有了财富可以修饰居室，有了道德可以滋润身体，心胸宽广可以使人安舒，所以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必定使自己的意念诚实，任何时候都一个样。这样才心安理得，无不舒适。

意念诚实就是动机纯正。儒家对动机看得很重要，所以注重在动机的萌芽处用功夫，一念发动，有善处就加以涵养，有不善处就加以克制。宋明时，民间流行一种叫作功过格的簿书，对于自己每天的行为打分，善行就在功一格中记分，不善处就在过一格中记分，睡前盘点自己一日所为，看功多还是过多。一些读书人，进而用功过格对自己的意念进行省察，有善念就在功格中记一笔，有不善之念就在过格中记一笔。例如，明朝哲学家罗汝芳就有几纸功过格流传下来，让人读毕肃然起敬。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人活在世上，每时每刻都在省察自己，著其善念而去其不善，这里面自有其伟大的精神存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固然没有人格神之类的宗教概念存在，但中国主流文化中一点也不缺乏超越情感，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诚其意”的功夫，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深沉的超越情感。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其对意念的发动处还是有不同对待的。大体讲来，如果是善的意念、好的动机，必须见之于行动，否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是不善的意念、不好的动机，只要稍稍萌芽就算是行动了，必须严加克制，如猫捕鼠，不留一点念头。尽管中国历史上代代都有假道学、伪君子，这种“慎其独”“诚其意”的修养功夫却也是不绝如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才不会灭亡。如果因为有假道学、伪君子的存在，连带着也把王阳明式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一起解构了，甚至怀疑现实中是否有王阳明式的人物，这就是“狗眼看人低式”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在狗眼里看来，所有的人都和它一样。

一个人精神境界高远、意念真诚、动机纯正，自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这样的人，用朱子的话讲，就会“广大宽平，体常舒泰”。《大学》此章，将养德与养生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养生并不仅表现为节欲减肥、吃药运动甚而至于访道问佛等，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德，有德之人从内心里生发出一种真诚的意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理一直是健康的，精神一直是稳定的，从而让身体的机能一直处在最佳状态，人就不容易生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随着科学的发达，生物病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心理、社会病因在逐渐上升，医学模式正由生物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过渡。在这种背景下，《大学》本章提出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的理念，对现代人的养生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已经有了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性命双修的萌芽。

“诚意”功夫对现代人道德修养亦不可缺。不做“两面人”，即诚其意。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诚意之用，大矣哉!

7.释正心修身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解:朱子讲修身，仅取其养成道德而论，正如王艮等人看作养生的理解。这并不全面。从修身之“身”而言，可以有四义:生命主体、认知主体、行动主体、道德主体。这四方面的修身都与正心有着辩证关系，由诚意而正心，从意到心，理解有了很大的扩展，意只是心之萌芽，是心之初发，有那么一点想法，发展到心，则已包含着整个心理活动了，有思维、有情感、有意志，并不仅仅是动机在起作用。

将修身之“身”作肉体生命来看，则人的生理状态与心理活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正如此传文所言，心有所愤怒，则身体状态就不正常;心有所恐惧，则身体状态就不正常;心有所好乐，则身体状态就不正常;心有所忧患，则身体状态就不正常。如果心思不在这儿，那么物体的反光射到眼睛里，眼睛也看不见，声波传到耳朵里，耳朵也听不见，嘴里尽管在咀嚼食物，却完全没有品出一点味道来。总之，心不在焉，身体的功能都不正常了。可见，要修身，使身体好，生理方面的锻炼、营养方面的均衡等固然重要，正心，使心理活动正常也很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有调查统计，其中医疗占8%，遗传占15%，气候占7%，社会环境占10%，而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占到了60%，真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中医对此亦有丰富的经验认识，因为不正的心理状态，如过度的喜怒哀乐等，都会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同样，作为认知主体、行动主体、道德主体，要修身，获得正确的认知、合理的行为、美好的道德，也都离不开正心，使思维、情感、意志有和谐的统一。心不正，做人做事会失去应有的底线，历史与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正心?古人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方法。孔子的办法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主观臆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孟子坚持“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持其志，勿暴其气”，养成一种浩大的精神境界，坚定志向，不被身体的情欲所改变，这样就可以“不动心”，心不为一切内外因素所动，自然就可以保持正心了。荀子则讲“虚一而静”，能虚心、专一，就能安静，这样心就达到了“大清明”状态，达到了“大清明”状态，心即可“解蔽”，去掉了对心的各种遮蔽，剩下的便是正心了。西方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讲心“去蔽”后，而进入“澄明”之境，与荀子之心“解蔽”后而达“大清明”的正心状态颇为相似。《中庸》强调“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处在“中和”状态，就是正心了。道家老、庄的正心则是“以道观之”，“坐忘”，“心斋”，就是要使心摆脱那些一得之见、琐琐碎碎的影响。宋代哲学家张载讲“大其心”也是这种意思，“大其心能体天下之物”，心摆脱了小家子气，“上下与天地同流”，不固执于一偏，就能保持一种正心状态了。

古人讲得这么多，以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看来，所谓正心，就是要客观冷静地看待事事物物，客观冷静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克服主观片面性和主观盲目性，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解决好公私利益纠葛，甚至要达到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正心，就是心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道合二为一。

修身在正其心，今日人们在身体健康、认知全面、行为规范、道德评价等方面有许多矛盾和困扰，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正其心”。如果能“正其心”，很多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关于“正其心”的方法，古人多有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对此来了一次集大成。道俱在，人们却没能在修身上有所受用，是因为心与道分裂为二。修身在正心，正心功夫就是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心道合一。正心即修道。

8.释修身齐家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解:一个人，其身作为生命主体、认识主体、行为主体、道德主体等，如果其作为主体在某些方面修养不够、素质不高，在家中对不同的成员产生诸如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惰等不同的情感、认识、评价等表现，他就不能中正平和地对待此人，而会产生各种偏向。如此一来，家庭成员就会闹出各种各样的矛盾，齐家自然成了一句空话。对一个人好时，要清醒地知道此人有哪些毛病;对一个人不好时，同样要清醒地知道此人有哪些美好的地方。古人在此已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真能将其见之于个人的实践，却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古代还有句谚语:人偏爱自己的孩子，很少知道自己孩子的缺点;人贪求更多的收获，很少知道自己田里的庄稼已经长得够好了。

上面主要是从品行修养的角度，讲修身与齐家的关系。修身的内涵不止于此，则修身与齐家的关系亦不止于此。作为生命主体、认识主体、行为主体、道德主体，修身在每一个维度上做好，对于齐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修身以使自己身体健康，是齐家的基础保障。此段《大学》传文对此意讲得甚少，所以，自古至今对此注意不够。但家庭的主要成员如果身体不好，正所谓顶梁柱垮了，整个家庭都会处在凄惨状态，因此有一个好的身体是齐家的重要保证。这不仅对于家庭主要成员是如此，对于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有许多家庭，有一个成员得了大病，造成了整个家庭“因病返贫”，就说明了此问题。如果一个人到医院的病房中待一段时间，或者在急诊室内待一个晚上，看病人的痛苦、家人的着急劳累，就会对此问题有深切的体验。一个人严谨科学地生活，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仅仅是其对个人应尽的责任，而且也是对其亲人应尽的责任。健康决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与自己的每一名亲人息息相关。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有义务加强锻炼、合理饮食、劳逸适度，让自己保持健康。身不修不可以齐家，健康是修身的最基础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本钱，一切皆是空谈。修身的这一基础义，之所以谈得少，是因为身体健康对于做任何事都不可或缺，正如空气、水一样，其重要而普通，因其普通，时间一久，人们便忘掉了其重要性，而一旦其出了状况，才痛苦万分，悔之不及。

对作为生命主体的身体加强修养就是修身，同样对作为认知主体、道德主体、行为主体的“我”加强修养亦是修身。无论在哪一方面，如果修养不够，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影响家庭的和谐、幸福。修养的根本之道，在于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对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如此修养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古代社会不像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单位、机关、企业等，但家庭亦是一单位，因此修身齐家的原则对于现代组织同样是适用的。例如，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自己和员工，分不清优秀员工与非优秀员工，认知上有种种偏差，做不到识人之明、奖勤罚懒，在个人道德方面不能公私分明、先公后私，不能公平待人，不能克制自己的喜怒好乐，做不到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在行为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不能做员工的榜样，做不到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好，那么这个单位最终是不会搞好的，这与“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是同样的道理。

大学功夫进至“修身齐家”，便由内转向了外，由内圣而外王，展开了新的境界，而其中始终是贯通的，内外合一，知行合一，内不遗外，外不遗内，知不忘行，行不忘知，功夫完整。

9.释齐家治国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解:家作为国的一个“细胞”，有着国的全息。特别是国君，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教育不好而想教育好一国的民众，那是从来没有的。反之，国君只要能教育好自己的家人，他不出家门也能成为对全国民众开展教育的模范。因为孝顺父母的道理就是事奉君主的道理;尊敬兄长的道理，就是服事长官的道理;慈爱子女的道理，就是领导民众的道理。《康诰》中说像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保护老百姓，如果治国者能够真诚追求，虽然达不到这个标准，但也不会很远了。慈爱子女，人人皆会，谁也没有见过女子要先学会如何慈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如果国君一家仁爱，一国会兴起仁爱之风;如果国君一家谦让，一国会兴起谦让之风;如果国君贪婪暴虐，整个国家会混乱。国君一个人的作用就是这么重要。这就是说，国君一句话可以败坏整个事业，一个人可以安定整个国家。尧、舜以仁率天下，民众就跟着讲仁;桀、纣以暴率天下，民众就跟着学暴。国君的命令与其喜好的行为相反，民众就不听从。所以，有道德的君子首先从自身做起，自己有了善才要求别人为善，自己身上没有恶习而后才会去批评别人的恶。如果自己对人不讲恕道，却让别人对你讲恕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治国的重要原则在于齐家。《诗经》载桃花娇笑，枝叶碧青，姑娘出嫁，全家欢喜。只有使一家人相亲相爱，才能教化国人;《诗经》中还说兄弟互相友爱，兄弟友爱，然后才能教化国人;《诗经》中又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才能让各国效法，国君使自己家人的行为符合父子兄弟之道，然后老百姓才会去效法。这都是说明治国的重要原则在于齐家。

《大学》时代的社会，还没有今日的组织分化，那时国就是诸侯的封地，家则是大家族聚族而居，家、国具有相同的结构，这是齐家治国可以相通的根本原因。人们在家中生活，以孝、悌、慈为原则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家中完成人的社会化。一个人在家中成长、成熟起来，出了家门即可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到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使人不自觉地以之为处理家庭人伦的思路，处理国家事务，使治理中充满着浓浓的人情，但也可能影响法治精神的贯彻。

这一段里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要重视关键少数。一个诸侯国，国家风气好不好，关键在于国君的家风好不好。推广开去，一个国家的风气好不好，主要看治理国家的那些关键少数做得好不好，是不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对于当今社会也有启发意义，当社会风气不好时，提倡加强对全体公民的道德教育，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加强道德教育，因为就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言，关键少数起着决定性的、主要的作用，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更大的责任。他们做得好，社会风气会不断向好;他们知行不一、言行不一、做得不好，社会风气会不断恶化。

10.释治国平天下

10.1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解:在一对一的人际交往中，有所谓的人际交往金律、银律、铜律、铁律(此处用铁字，是指与金、银、铜相比，价值递减)。这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

人际交往金律:己所欲，施于人。通俗讲就是，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首先要怎样去对待别人。这是人己关系的一种积极的方式、肯定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不是人通过物而与人建立的间接关系，也就是说，人己直接相对，我想让别人尊重我，我首先去尊重别人，而不是说我想吃肉，首先要让你吃到肉，不是这样一种以物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如果以物为中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免不了以己所好强加于人。《论语》里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圣经》中说“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按照上述人与人关系的直接性来加以理解，这些讲的都可归为人际交往的金律。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人际交往原则，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

人际交往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同样是一种人己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人己之间通过物的间接关系。自己不希望别人那样对待你，那么先不要那样对待别人，而不是自己不想吃肉(以物为中介)，也不想让别人吃肉。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人际交往原则，与金律相比，是从否定的方面入手的一种行为，因此是次一等级的道德价值，故而称为人际交往的银律。

人际交往铜律:人施于己，反施于人。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论语》中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子讲“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讲的都可归为铜律。这是一种对等算计的人际交往原则，具有非道德价值。

人际交往铁律:己所不欲，先施于人。怕别人对自己不利，没等别人下手，先把别人解决了。《三国演义》中，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所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就是人际交往铁律的典型表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讲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也是人际交往铁律的典型表现。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讲“人对人是狼”，法国当代哲学家萨特讲“他人即地狱”，中国古代哲学家韩非子讲“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民间俗话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讲的都可归为人际交往的铁律，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际交往原则，具有反道德的价值。

人际交往的金律和银律，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大学》本节所讲的“絜矩之道”，是对“忠恕之道”的进一步扩充。人际交往的金律和银律是人己之间关系的道德处理，“絜矩之道”则由人己之间扩展到了第三者，扩展到了群体，行为之主体也有了清晰的反思意识，有着从人到己、从己到人的回还推广。在上位的人对老年人好，老百姓才能兴孝，才能最终对在上位的人忠心。同样，在上位的人尊敬长上、爱护孤独无依的人，最终才能赢得全体民众的忠心，这是金律的推广。上下、左右、前后的人让自己厌恶，反思一下，自己以同理心就不要再以这种让自己厌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下上、右左、后前，这是反思人己关系之后，对第三者所实施的一种道德行为，是人际交往银律的一种推广。曾经认识一位朋友，他在做副职时，其顶头上司有诸多不合理的做法，为此他感慨道:“有一天自己干了正职，可千万不要对下属如此不讲道理。”果然，他干了正职后就把以前不合情理的地方都改掉了，这就是絜矩之道。总之，把两人之间人际交往的金律、银律推广到人群中，就是絜矩之道。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推己及人。

《诗经》中歌吟了过去的历史，那些遵从了絜矩之道的统治者，被称为民之父母;而那些违背了絜矩之道的统治者，则被民众推翻;商殷推行絜矩之道，民众就拥护，违反了絜矩之道，最后就失去了政权。

按照儒家的理想，一个国家的君主能够在国内推行絜矩之道，最后就能国治而天下平，得到天下归心的局面。这也就是孟子讲的仁政、王道、仁者无敌于天下的道理。但是仁与力是辩证统一的，只讲仁，不讲力，难免成为主观空谈。絜矩之道在简单的人群系统中会起作用，但到了国与国之间这样复杂的巨系统之中，就不再这么简单，因此，在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从未有靠絜矩之道平天下的例子。国家之间行的多是铜律及铁律。人类仍幼稚。

10.2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解:此节讲了德与财、德与才的关系。在德与财、德与才的选择面前，更看重德，这也是儒家一贯的思想，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君子首先要谨守自己的道德。

在德与财的关系方面，德为本，财为末。根据知本原则，一定要把德抓在手上，“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违背了知本原则，本末颠倒，会与老百姓争夺利益，最终也会遭到老百姓抛弃，就此得出了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凡是能得到天下的人都为这条历史经验做了很好的注脚。秦末刘邦和项羽争雄，刘邦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但他基本上每一次胜利，都将果实给予追随者、给予民众，因此越来越得民心，越来越受到拥护，反观项羽，尽管太多方面的素质和条件都比刘邦强，却把财富看得很重，封个下属，大印都把玩不已，舍不得给，最终就落了个霸王别姬的下场。自汉始，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凡是开创基业的君主，都很好地贯彻了“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一经验。一些伟大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如李自成起义，前期每攻下一城，皆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因此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但进入北京之后，李自成的领导团队骄傲自满、迅速腐败，只管自己敛财，没有对普通兵士、百姓利益的切实规划，因此很快便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做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唯一宗旨，“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升华版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切实解决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党的各级干部都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困难自己担起来，有利益先让给群众，因此党能保持勃勃生机，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此也有重要的历史事例。在汉末天下大乱之时，曹操在德才关系方面，提出了与此节不同的原则，高举“唯才是举”的大旗，一时之间，曹操似乎也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其统治集团中集聚了太多的有才无德之人，因此在他死后不久，曹家势力便被杀戮殆尽，被取而代之。一家一姓的更替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唯才是举”的策略，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开启了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使中国历史经历了混乱、黑暗、漫长的三百多年，多少老百姓为此流离失所、丧失生命、家庭破碎。曹操一时的成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这一历史教训，要经过长时段历史才能总结出来。

大道至简，大道相通。此节在德与财、德与才等方面提出的原则，适用于治国平天下，亦适用于治理一家企业、管好一个单位。古来万事如流水，但河岸总有着一定之规。

10.3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解:生产财富有大道，创造财富的人多，寄生的人少，生产财富的人积极工作，消耗财富的人舒缓节制，国家的财富会永远丰裕。即使创造财富的人再多，也赶不上寄生的人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人比不上从事衍生经济的人多，到头来终归是一个大泡沫，如古代社会生产财富的人再积极，如果使用者好大喜功、不计成本、挥霍民脂民膏而不顾，到头来终会民穷国弊。在唐玄宗当政的早年，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强盛，杜甫有诗赞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差不多是开元年间的描述，时间大约在公元713年到741年，同是这个唐玄宗于公元742年改年号为天宝，心态上发生了很大改变，追求享乐，穷奢极欲，怠政懒政，食之者众，用之者疾，结果到了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诗人杜甫的所见已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公元759年，已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了，国弊民穷，以至于此。盛世之下，不再戒慎恐惧、初心永在，转眼就灰飞烟灭。

生财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处理好自己与财富的关系。仁者运用财富来完善自身、美化德行、创造文明，不仁者牺牲自己的健康、品行、人性去得到财富。儒家在此进而表达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听说过在上者爱好仁德，而下面的民众不爱好道义的;没有听说过在下的民众爱好道义，而不能帮助在上者完成其事业的;在下的民众爱好道义，没有不把国家财富当成自家财富那样保护的。鲁国大夫孟献子说:养四匹马拉车的大夫，就不应当去跟小户人家计较鸡豚那些小利;能够凿冰丧祭的卿大夫，就不应去养牛羊与小民争利;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就不应当任用那些热衷于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这样的聚敛之臣，还不如有那种盗窃库府之财的家臣。这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在中在上者不能形成利益集团，不能以自己的私利为目标，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管理国家而专门致力于聚敛财富，必定会从重用奸佞小人开始。重用小人治理国家，天灾人祸可能同时到来。到那时，即使有善人贤才出来挽救，也是无可奈何了。治理国家不应当以聚敛财富为利，而应当以追求仁义为利。在这里，所谓的仁义就是民众的功利、社会的核心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要以义为利。国与天下的同构性要比家与国的同构性更强。

尽管《大学》的这最后几句话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看看前面讲到的唐玄宗，他晚年重用李林辅、杨国忠等奸佞小人，巧取豪夺，作威作福，“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对比一下历史，却也是若合符契的。

那么，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如何面对财富做修养工夫呢?《大学》此节给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已有后世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萌芽，在马克思看来，金钱、商品本是人类实现自我的手段，却变成了目的，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人们为了追求财富，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就是异化。作为历史发展的异化阶段，人类整体上无法避免，无法从必然王国一蹴而就地到达自由王国;但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个人的修养，每个人都可以摆脱财富、权力等的异化，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具体说到财富，就是要把财富作为手段，使财富能够帮助自己康健体魄、为善进德、提升境界，而不可把财富作为目的，不可为了追求财富而使“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同时要能驾驭财富，而不可为财富所驾驭。能驾驭财富，财富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为财富所驾驭，对普通人而言就可能伤身败德，对治理国家的在上者而言，就可能与民争利、脑满肠肥、身心俱伤、天下大乱。一句话，不可做财富的奴隶。这从小处看对个人有益，从大处看对国家有益，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可少，这也是修身的重要内容。说到底，还是《大学》中的这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