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领域的巨变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维持了自身结构的稳定性。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是在既有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发生的。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共产党政权与市场经济结合，而且取得了成功，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发生。无论是中外的专家学者，还是媒体记者和官员，谁都没有预料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巨变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这一成功显得更加令人瞩目。

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并因此推论，中国的成功是暂时的，道路走不远。这一看起来颇为明了的观点涉及了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简单地说，在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第一种方法设定了一个明确目标甚或结构，然后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审视历史，拷问现实。在这种方法中，对未来的想象是一个核心的变量，它不但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评价，以及基于这种评价而提出的诸种政策主张。与之形成对比，第二种方法偏向于从历史出发，基于现实矛盾的分析来预期未来。这种方法对未来的想象只框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强调具体脉络和路径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上述两种方法的区别虽有过分简单之嫌，但抓住了关键的差异。本书的撰写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即在承认和坚持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注重考察过程的内生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中国政治结构进行详细的经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演化趋势是本书强调的一个重点。

由此，我们关注的是经验维度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政治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否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考察？对于这些问题，本书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如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12]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提供了自己的解答。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13]从中国改革进程的内在逻辑来看，这“八个能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以及判断自身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在中国政治的语境下，“八个能否”的命题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等值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提出的标准针对的是经济改革的举措，而习近平提出的标准适用于政治改革领域。

据此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得出了如下结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我们积极发展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广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14]

可见，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基于不同的标准，人们对于相同的经验现象可以得出相距甚远的结论。每一种立场都像一盏探照灯，在照亮和凸显某些现象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的方面（前文运用了光和影的比喻）。在判断中国政治是否变化以及变化多少的问题上，本书采取一种内在的视角，将改革开放前的党政体制作为衡量中国政治变化的原始参照。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三十多年来党政体制的“内生演化”过程：从实际问题出发，根据环境和资源的约束，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旧办法不再适用时，勇于借鉴和创造新的手段；……只要问题存在或不断产生，这一演化过程就持续下去，改革的动力就始终存在。这一演化进程的一个特点是，体制逻辑制约着改革逻辑。这意味着，在改革策略的选择中，某些选项在事先就被排除了。因此，中国政治一方面是稳中有变，另一方面是变中有常。如何认识政治演化的这种“变”与“常”是学术研究的一大挑战，也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乐趣之所在。

一如本文开篇所述，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认识中国政治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中国有句成语，叫作“盲人摸象”。中国现在就是这头大象，而且还在奔走，学者一如盲人，跌跌撞撞，赶着追着去摸这样一头大象，有时还不一定跟得上。如何将摸到的片段整合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中国政治的内在演化或许有助于我们把不可避免的“偏见”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且有助于对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注释】

[1]这篇文字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的导论（景跃进、陈明明和肖滨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其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乃教材编写小组经由多次讨论而达成的共识，这方面的相关说明可参见该书的“后记”部分。此次单独发表，应编辑要求作了一些相应的技术处理（主要是增补引述，修改些许文字），并对发现的个别注释失误作出了修正。

[2]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页。(www.daowen.com)

[4]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第160页，第247页。

[5]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9/c349999-19618031-1.html。

[6]刘云山：《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10/c64094-25263821.html。

[7]《中央领导看望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中国新闻网，2015年2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16/7070383.shtml。

[8]《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2月13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13/c_1113630026.htm。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62—665页。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汇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1月16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6/content_2805588.htm。

[11]强世功在《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一文中，对此作了很好的阐释。

[12]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