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所引之言分别出自两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是以他个人姓氏命名的学说之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尊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一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两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

如何看待这两段著名的引言？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汉密尔顿以张力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时至今日，这种分野依然存在于不同的学派或研究取向之中，成为学术争论的基本来源。

必须承认，在方法论层面产生的分歧是很难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证据来加以解决的，因为它们各有道理，并能从经验世界找到相关的证据。打一个比喻，太阳为地球送来了光明，同时以黑暗作为赠品，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研究者强调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www.daowen.com)

这种道理也适用于如何看待人的创造性和历史制约性之间的关系。处置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方法。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摇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实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抽象的方法论思考沉降到经验世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中寻找出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历史越长，文明越悠久，传统越深厚，那么“路径依赖”的作用就越大，人们创造历史所受到的环境制约也随之增大。也许这正是马克思生活的“旧欧洲”与汉密尔顿所处的“新大陆”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想必读者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明国家。撇开远古传说和不断更新的考古发现，就政治制度而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基本格局。这一战略性选择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虽历经磨难，内忧外患，分合数度，但终究得以保留和延续至今。与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但最终消散的其他文明大国相比，中国的命运是独特的。这种历史延绵的意义超越了时间的维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广博与深邃。即使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依然明显地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为人们所感知。这种特定的发展方式，意味着传统的因素常常在新形式的包裹下得以存续，显示出颇为强劲的路径依赖效应。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来说，历史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近代以还，西学东渐，引发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清朝皇权被推翻之后，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总体性危机的格局。在应对内部崩溃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危机中，组织起来克服一盘散沙局面，成为最有力的政治逻辑。在这一历史竞争和选择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重建了中央权威。只有在这一历史脉络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惨痛教训。正是在认真和系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后三十年既体现了某种重要的转折，但又不是完全断裂的两个阶段。

尽管人们将改革比喻为一场革命，但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改革以接受及利用当下的基本秩序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就此而言，改革是对国情制约的一种承认。人们无法摧毁旧的世界，然后在一张白纸上描绘美丽的图画，因为人们无法摆脱历史，一如无法抓着头发使自己脱离地面。改革实践是这样，认识活动亦是如此。理解中国现实政治，必须理解中国的文明史，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抗争史和革命斗争史，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史，以及中国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