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已从传统的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转变了，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仍然多而复杂。在江南城镇地区，常因时代变幻、经济波动、自然灾变以及严重的中外战争与国内战争，而发生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抗争或群体运动，且往往被著以浓厚的政治色彩。一般来说，江南工匠常依赖茶馆文化与行会组织发动罢工运动，以维护其传统特权^[70]。

乌镇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镇上的冶坊工人为抗议当地警察以检查卫生为名敲竹杠、乱抓人，要求保障工人安全，举行了一次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71]。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大潮席卷全国，从北京不断传来游行集会、罢课罢市的信息，各大城市纷纷响应。江南城镇社会也颇受扰动。正在甪直镇上教书的叶圣陶和同事们都心情激奋。他们在学校门前搭起讲台，召开由全校师生参加的“五四演讲会”。甪直镇和周围的市农工商阶层人士，纷纷赶来参加他们声援活动^[72]。

5月9日，青浦县的各校师生起来响应全国学联，举行示威游行。到11日，县教育会又发动全县各学校罢课3天，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宣讲国耻。商界随之相继罢市，抵制日货，共同声援学生运动。一时间，青浦县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此时练塘镇上正举行罢市示威，陈云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陈云和同学们一起，在张子谦老师的带领下，组成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在镇上进行演讲和表演短剧，号召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抵制日货。陈云还在一个茶馆里演讲，慷慨陈词，讲到激动处将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73]。

1920年，无锡的冶铁业工人因米价上涨生计困难，“提议加薪”，也经得公所认可，结果在做完了两炉铁后，业主方面“忽然变了卦，不但不照洋码发给工资，而且照钱码的工资，也不肯付”。工人们觉得被欺骗了，于是起来罢工，并且宣言回乡种田，不再做冶铁工人。虽经居间调停，双方矛盾一时仍难以解决^[74]。

吴兴地方绸厂林立，女工众多，常受“资本家”的重迫，曾有几次“罢工反抗的波折”，但碍于生计最后都停息了。1922年春季，各厂家又因“舶来品”的排挤，产品销路出现淤滞，“许多厂家不晓得向制造方面和物质方面去考究推察，却只向劳工方面想心思”，实行削减工价，女工们就发动同业罢工，在警察的暴力干预下，又被压制下去^[75]。

1922年6月，上海染工与染坊主产生争执而罢工，工人组织“绸绫染艺公所”，与坊主的“绸绫染业公所”进行对抗，“各行其是，不相为谋”。罢工期间，双方在各自的公所开会，在上海商界联合会出面调解时，染工甚至要求限制招收学徒^[76]。

上海是徽墨畅销最旺的城市，但在1924年5月至7月，旅居上海的安徽婺源帮制墨工人，为增加工资、反对墨店老板开除工人，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但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的罢工；其间受上海墨工风潮的影响，苏州、杭州两地的墨工也因生活困苦，群起声援，起来罢工^[77]。

1926年，盛泽镇的工会先在金银业中组织成立。在北伐军进逼上海时，工会公开活动，并有染坊、理发等行业工会继起活动。1927年3月，举行了罢工、罢市，其他工会起来响应，并得到嘉兴工会的积极声援。“四一二”事变后，扼杀工会之风从上海波及盛泽，工会就解体了。在沦陷时期，工人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自发组织丝织业工会，但组织松散，主要工作在于调解劳资矛盾、为工人介绍职业等。抗战胜利后，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到1948年11月，因丝织业工会参与了抢米风潮，被吴江县政府强令解散^[78]。

1927年南京政府要求加收“冬漕”税，每亩增收2元。这很快引起了民众的反抗。11月1日，在宜兴城的南门外有3 000名农民集会，随后拥入城内，捣毁县署和监狱，放走囚犯30多人；城内其他的政府机关团体，都受到了冲击。在前往打砸城内“土豪劣绅”家庭的同时，一路大喊“农民革命万岁”“打倒南京军阀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很多城内贫民的响应。可惜暴动只维持了一天，城外的水警很快攻进城内，将他们全部打散^[79]。

在南汇县，1927年11月底至12月初，曾因渔业稽征所在四乡遍设分所，办事“操切”，引起全县渔行的罢市，渔民歇业，时长三四天；其间有千余人聚集县城，要打毁稽证所，并拥至县署，要求裁撤稽征所、免征渔税。县政府面对民众的压力，被迫向江苏省政府汇报，请求处理办法。^[80]

就全国而言，从1920至1929年间，手工业工人罢工达370次，其中上海一地就占了112件，其余则分别集中于苏州、镇江、无锡、杭州、吴兴、北京、武汉、天津、广州、景德镇等传统手工业及商业高度发展的城镇中。抗议的主体遍及传统手工业及其他旧式行业，如缎工、织工、染工、丝厂工人、成衣匠、袜厂女工、织毯工、履业工人、裱糊工、踏布业、弹花工人、提花工、摇绳业、掉丝女工、梳篦工人、草席工人、花边厂、织巾工人、底作工人、泥水匠、木匠、锯匠、土匠、铁匠、香工、漆工、金银业、磁工、墨工、铜匠、石匠、玉匠、纸坊、皮匠、烟业工人、盐工、装订工、豆腐店工人、印刷工人、瓦木匠、绣工、切褚工人、箔匠、帽业、蜡烛业、摇煤工、翻砂工人等^[81]。

1934年时，江南发生大旱，据《时事新报》的报道，浙江地方“自杀者到处传闻”^[82]。可能出于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威胁，湖州的丝织工人为生计所迫，要求解决相关的待遇等问题，也起来罢工，最后发展成为暴动，捣毁了县政府与湖声日报馆。同时在杭州，也有丝织工人起来罢工^[83]。

次年7月29日，盛泽镇米业因对营税局及公安分局不满，从清晨起全业统一罢市。在此影响下，全镇各业六七百人涌至公安分局门首，继又涌向营税局，并群起捣毁了该局^[84]。

上海的产业工人队伍庞大，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就多由这些群体构成。在上海的产业中，棉纺业的工人运动颇值得关注。

早在1919年，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因同情北京的学生运动，反对曹、陆、章的卖国行径，要求政府释放学生，由内外棉、日华等厂发起，发动了3万人以上的大罢工。此后的工运此起彼伏。在1925年2月，日本纱厂工人为禁止厂方殴打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一成，由内外棉工人发起，大康、日华、同兴工人积极响应，发动由22个工厂约3万人组成的同盟大罢工，时长20多天，但最后厂方态度强硬，工人为衣食所迫，不得已依次复工。此后即是震惊全国的南京路“五卅”运动了。内外棉三、四两厂首先复起罢工，得到了恒丰，老公茂，上海第一、第二、第三纱厂，以及同兴、东方、华东、日华、裕丰、大康、丰田、喜和、申新、华商、怡和、公益等厂的群起响应，并于当年8月成立了上海纱厂总工全会，当时会员约有12万人，其成立宣言中申述了工人生活的苦况：

工会是拥护我们工人自身的利益的，我们受中外资本家重重的剥削与虐待，工作时间从十二时到十六时，工资低少者，不够生活及养家。还要遭他们的打骂及侮辱，至于女工童工悲惨之状，尤难尽述。我们过这种非人的奴隶生活，是何等的苦痛啊！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我们极迫切地要求改良生活、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及改良待遇，我们要猛烈地从事经济的斗争。我们的总工会就是团结我们的势力，领导我们经济斗争的大本营。此外开办学校、阅览室、讲演会、俱乐部等，以提高我们的知识，娱乐我们的精神，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这是工会的责任。^[85]

上述这些工人的社会运动，基本队伍就是纱厂工人。当然像“五卅”运动这样的政治抗争活动，其群众基础是相当广泛的。正如一个上海纱厂工人所回忆的：“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86]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救国，上海纱厂工人表现尤为热烈。而后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最后退出上海，淞沪战事停止，但上海各纱厂工人还继续罢工了两个多月。罢工之后工人生活更为困苦，主要表现在工作加重、工资减少、处分增多、工人一切活动受到严厉禁止。在1936年，工人的抗争一直在持续，到11月份，杨树浦日商上海第四厂千余工人首先宣布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不久得到沪东、沪西、浦东的丰田、公大、喜和、上海、大康、裕丰、日华、东华等厂工人的联合响应，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0多万，是“五卅”运动后针对日商最大的一次罢工。罢工得到上海各界的赞助，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散发米票来援助工人运动。不过在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的调停下，工人与日商谈判，罢工逐渐停息。这些罢工的性质多偏于工人生活与经济改善方面，在当时全国争取统一抗日的大形势下，仍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87]。

若从1922年计起，上海每年的罢工次数有：29次（1922年）、14次（1923年）、16次（1924年）、75次（1925年）、257次（1926年）、117次（1927年）、118次（1928年）、108次（1929年）、87次（1930年）、122次（1931年）、82次（1932年）等。在1937年2月至3月间，上海市内工潮澎湃，罢工事件日有发生。罢工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正式雇工要求改为临时工、生活困难而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工人被开除、停业清理、工资被减低、以前所订劳工契约被废止、工人被打伤、要求取消包工制、女工怀孕应有工假并照发工资、男女工人在厂外发生事件不得扣罚工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无故不得压迫工人、添用工人须先托工会介绍或开除工作须先经工会同意等。涉及行业包括交通业、古玩业、橡胶业、洋烛业、烟业、牙刷业、衣业、木业、袜业、造船业、棉纺织业、丝织业等，罢工次数达68次。这仅是2月至3月间的情况，罢工已很频繁了^[88]。

在抗战爆发前夕，还有人大概是假托了罢工女工的名义，写了一番罢工期间的心理感受，似乎也能反映工人们的生活窘状：“我厂罢工已经好多天了，手头所领到几元工资，过了这些日的生活费，将要告罄了。若长此停工下去，我这千里离乡出外讨生活的女子，举目无亲，告贷无门，除了流落街头求乞外，还有什么办法呢？”^[89]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1937年11月，日本驻沪使馆公然宣布，将由日方取代租界内的华人行政活动，包括海关、邮政局、电报局、法院等。上海海关即江海关首当其冲。江海关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海关，每年税收约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海关的被劫夺，严重影响了中国财政。1938年5月7日，2 000名海关内外勤职工及税警同时举行护关罢工运动，也获得了上海乃至全国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归于失败。尽管如此，护关运动的声势鼓舞了邮局、法院、学校、渔市场的护邮、护院、护校、护渔的斗争，以伸张民族正义^[90]。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双方开始陷入内战。国民党在上海重建统治秩序后，上海市民为争取生存、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迫害，不断起来斗争。蒋经国曾经努力在上海推行限价政策，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下，立即出现物资短缺和抢购风潮，加上国民党内部涣散以及军事上的失利，极大地动摇了市民对于政府的信心。蒋经国在《沪滨日记》中就说：“对经济管制政府人员多抱怀疑态度。一般人认为经济工作是做不通的。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91]这些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状况的重要反映。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江南的中心，也是城镇群体的中心。在上海发生的社会运动，受到国内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多被各方政治力量所牵涉，事件时常显得复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拥有400万以上的人口，集中了大约一半的外国投资和全国工厂总数的一半；拥有半数以上的现代纺织品生产和半数的磨制面粉的能力；具有全国广播事业的一半以上的资源。现代产业工人的高度集中，使上海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并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92]。

总之，城镇市民与工人运动自民国初期以来已渐趋成熟。特别是上海，是工人运动最重要的舞台，对国内与国际社会都有影响。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有56次罢工，其中33次与“五四”运动有关；六年后，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下，出现的175次罢工中，有100次与“五卅”运动有关。次年，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们又发动起义，至少有两次总罢工是与此相配合的。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在共产党人的激励下已经高度政治化，只是在1927年沦为“四一二”政变的牺牲品。此后，抗战为激进的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共产党人发动的罢工又成为城市生活一道闪亮的风景线^[93]。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世江南的城乡环境、地域经济与政治变迁研究”（批准号：15JJDZONGHE005）阶段性成果。

[2]本文所论的江南，主要是指明清以来环太湖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与湖州地区。

[3]宋家泰：《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收入宋家泰：《宋家泰论文选集——城市区域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01页。

[4]振华：《金山虹桥的日军暴行》，《圣心报》，1945年第11期，第272页。

[5]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中华书局，1934年，第152—153页。

[6]顾振中：《无锡农村经济衰落之现状》，《农行月刊》，1934年第2期，第19页。

[7]康宝钰：《嘉兴社会缩影》，《女声》，1934年第22期，第6页。

[8]冯宗孟：《当湖蒙难录》，民国间稿本，第3—56页。

[9]周超：《金泽归来》，《圣教杂志》，1933年第10期，第620页。

[10]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11]苏州市政府土地科编：《苏州市地价调查及统计》，1930年刊本，朱叔建《弁言》，第1页。

[12]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13]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14]忻平：《在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15]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六《生活》，1930年上海传经堂书店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25页。

[16]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第113、364页。

[17]鄂常：《鸽子棚里的人物》，《新上海》，1925年第7期，第83页。

[18]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9]同上书，第72页。

[20]同上书，第103页。

[21]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第113页。

[22]宋清如编：《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23]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第107页。

[24]同上书，第166页。

[25]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

[26]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7]葛涛：《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20世纪初叶至1937年的上海唱片业》，《史林》，2004年第6期，第53—60页。

[28]洪深：《大饭店——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之三》，《良友》画报，1935年第111期，第34页。

[29]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1页。

[3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校订本，第140页。

[31]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第67页。

[32]云：《薪水》，《疁声》，1942年第27期，第3页。

[33]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第230页。

[34]赵会珏：《上海之公用事业》，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77页。(www.daowen.com)

[35]浙江省战时合作工作队游击区直属分队：《安吉之经济调查》，《浙江建设》，1940年第3期，第159页。

[36]朱履仁等编：《金山县鉴》第四期第八章《社会》，1948年，第49页。

[37]浙江省战时合作工作队游击区直属分队：《吴兴之经济调查》，《浙江建设》，1940年第3期，第151页。

[38]沈祖绳等：《民国时期的货币改革与物价的演变》，载浙江省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县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第130—133页。

[39]北蔡镇志编史修志组编：《北蔡镇志》，内部印行，1993年，第225页。

[40]沈祖绳等：《民国时期的货币改革与物价的演变》，第133页。

[41]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第263—264页。

[42]周子美纂修：《南浔镇志稿》卷四《大事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43]鲁迅：《风波》（1920年），载《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1—499页。

[44]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45]大山：《战后江南》，《东方杂志》，1924年第23期，第5页。

[46]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93页。

[47]江菊林：《江苏常熟沙洲市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8期，第76页。

[48]张祖道：《江村纪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49]佚名：《江南蚕桑事业溃灭之危机》，《纺织周刊》，1932年第22期，第560页。

[50]周超：《金泽归来》，第620页。

[51]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92—93页。

[5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01、122页。

[53]康宝钰：《嘉兴社会缩影》，第6页。

[54]洛文：《上海的儿童》，《申报月刊》，1933年第9期，第102页。此文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0页。

[55]徐蔚南：《乍浦游简：寄云的信》，开明书店，1936年，第64—65页。

[56]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第98页。

[57]茅盾：《春蚕》（1932年），载茅盾：《茅盾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87—190页。

[58]施瑾：《唯亭城乡联谊会拾零》，《乡村建设》，1933年第12期，第19页。

[59]千家驹：《救济农村偏枯与都市膨胀问题》，《新中华》，1933年第8期，第13、19页。

[60]参见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第2、13—16、48页。

[61]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第157、159页。

[62]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页。

[63]茅盾：《春蚕》（1932年），第6页。

[64]周子美纂修：《南浔镇志稿》卷四《大事记》。

[65]参见林涓、冯贤亮：《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222—232页。

[66]蔡一：《乡史拾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43—145页。

[67]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第115页。

[68]赵国庆：《周璇之谜》，附于《周璇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16—117页。

[69]文丁：《高利贷在江南》，《中国农村半月刊》，1946年创刊号，第25页。

[70]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44页。

[71]叶桂发讲述：《乌镇冶坊工人的一次罢工》，收入浙江省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县文史资料》第8辑，第54—56页。

[72]戴庆钰：《甪直》，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73]余玮：《陈云：从下塘街到中南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74]佚名：《无锡冶业工人因工资不给罢工》，《劳动界》，1920年第9期，第7—8页。

[75]沈素萍：《湖州女工的呼声》，《星期》，1922年第22期，第4—9页。

[76]刘石吉：《近代城镇手艺工人抗议形态的演变——中国与西欧的对比》，载李长莉、左玉河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77]刘石吉：《1924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原载《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史所，1986年，收入邢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94—409页。

[78]盛泽镇地方志办公室编：《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79]佚名：《宜兴暴动，震撼江南》（上海十一月五日通讯），《无产青年》，1927年第1期，第15—16页。

[80]佚名：《南汇全县鱼行罢市风潮》，《江苏省政府公报》，1927年第12期，第46—47页。

[81]刘石吉：《1924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收入邢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第403—404页。

[8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26页。

[8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

[84]盛泽镇地方志办公室编：《盛泽镇志》，第542页。

[85]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12—114页。

[86]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42页。

[8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18—121页。

[88]朱通九：《最近上海罢工原因之分析》，《国民经济月刊》，1937年第1期，第55—70页。

[89]乃英：《罢工期内一女工的日记》，《国讯》，1937年第162期，第217—218页。

[90]参见熊月之主编、张培德等著：《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2—386页。

[91]参见熊月之主编、张培德等著：《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第436—474页。

[9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93]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