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从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而言，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事时就已引起全国骚动。虽然这离江南地区遥远，但对江南城乡的影响同样巨大。在湖州南浔镇，社会动荡的谣传随之四起，所谓“人不宁居”。1911年9月初，镇上的各大富室相继迁徙，前往上海；留在镇上的则只有“坐叹”。南浔镇的官吏们更是惴惴不安。到15日，杭州城已经光复，次日，湖州城也起事了。到17日，南浔镇上的绅士们召开会议，决定与湖州城保持一致，“悬白帜于通津桥上”，局面开始稳定。不久，即在镇上推选某某任民政、某某任财政、某某任执法员，改举“洗心局委员”。原任清末巡检的曹晋泰，年将七十，说“吾老矣，死无所畏，勿遁”；但吏役们早已作鸟兽散了，衙署已空^[42]。

鲁迅的小说《风波》就描述了清末民初巨大社会变革对于地方社会的震动与影响^[43]。而在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偶尔出现的谣言，预示了人心的不安与社会的危机。在1923—1924年间，杭州、绍兴民间流行一个古怪的谶语，即“兵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西湖流血水，末劫在钱塘。”^[44]与其说这个谶语对应了随后的齐卢之战，倒不如说是应验了后来1937年战争的大灾难。

齐卢之战爆发于1924年，战区就在江浙一带，对江南的破坏较重。受战争影响而直接蒙受损失的，有松江、青浦、嘉定、太仓、宝山、昆山、金山、奉贤、上海九个县份，“本来民物殷阜，为江南富庶之地，但经过这一次战争，已变成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情形了”。黄炎培等人巡行江南后的报告中还举例说，“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45]。

同时，众所周知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到1930年代初变得更为严重。城市已不能消化骤然增大的劳力市场，甚至连旧有的劳力消化水平也难以维持了。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出现了大量城市工人失业倒流回乡的情况^[46]。很多在无锡工厂里谋生的常熟沙洲市的女工，原来“承受着都市风光”，不愿意回本乡的，在此时受到工商业不振的影响，不得不陆续回乡了。据1929年统计，沙洲市地方总计约17 000多人中，有7 500多人常年在外地城市打工，因为经济的衰退，这时外出就逐渐减少了^[47]。江南地区畅销海外的“辑里丝”，在此际已经敌不过后来居上的日本丝，销量与价格大跌^[48]。在连年荒歉，又遭此巨大挫折后，蚕桑事业出现全面危机，“大部贫农均感绝望，农村经济有根本崩溃之势”^[49]。

正如上文中学者分析指出的，江南乡村的“破产”、农民生活的痛苦，可以归结为五大原因：一是世界市场榨取的影响；二是受都市经济恐慌的结果；三是受虐征苛税的压迫；四是受土豪劣绅的束缚；五是农民的墨守旧法^[50]。所有这些影响的结果，自然都会给城市与乡村生活带来很多危机感。

由于经济衰败，无锡地方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民闹荒，抢米暴动此起彼伏。时人李珩君撰写的《无锡的抢米风潮》即指出：“号称江南富庶的无锡，现在则抢米风，风行全县了，这毫无疑义地是农村经济破产的最露骨的表现。”类似的情况，像罢缴租米、抗捐抗税等，在苏州、松江、宜兴、吴江、青浦等地也时有发生^[51]。

同时，农民离村现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在于贫困。1931年，金陵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江南做水灾情况调查时，被乡民平常年景极端困苦的生活所震惊。调查主持人卜凯就说：“此次调查之原来目的，本只求明了农民各项需要中最迫切之几项。不料结果乃看出农民平时所有之物质享受，实仅维持最低限度之生活。”从1931至1933年，江浙一带农民离村情况十分普遍。江苏地方因天灾、匪灾、农村经济破产、贫穷而生计困难而离村的，在所有离村原因所在占的百分比分别为32.6%、7%、12.2%、24.6%；在浙江，则分别为29%、11.2%、10.2%、19.8%。^[52]

因为天灾人祸、经济破产以及生计贫困而离村的，在所有离村原因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例如在嘉兴，无法依赖丝绸生产为生的农民，据统计有60%以上，其中有的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上海打工，有的流浪在内地“干不正当的事业”。盗贼、赌风等不良现象蜂起，都是因丝绸业破产引起的“社会的严重危机”^[53]。

不过，对数量上占据多数的真正底层的民众而言，只要能活下去、不危及生命，他们就会对社会的变化、战争的发生相对淡漠。有时战争刚过去，一切就恢复了原样。1933年时，鲁迅讲述了战争给上海市民带来的影响：“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54]但这个影响显然是很短暂的。

民国年间的人还讲过，外界的社会发生如何重大的变化，于乡镇生活好像都很遥远。在平湖乍浦闲住的徐蔚南就说：“上海、南京等大都市里闹得天大的事情，什么北方和日本人已经协妥，什么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什么公债大跌，我们这里农人不仅没有听到，而且他们也不要听哪。”^[55](www.daowen.com)

但实际上，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江南城乡民众也时常注意着社会变化。江浙为传统产丝大区，丝茧业关系民命。所以其衰落，是当时江浙农村破产的一大原因^[56]。丝价的波动与经济生活的变化，牵动着人们紧绷的神经。就像茅盾《春蚕》中所反映的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一样^[57]。

所有这些状况的出现，都与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总崩溃”的大环境有关。时人公认，“乡村的破产就是城市没落的征兆”^[58]。而都市出现的“膨胀”，可以说是“由于农村破产而深刻化”。经济崩溃、农村破产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了灾荒的发生、外国资本入侵的影响、农民负担的沉重、地租的苛重与高利贷的盘剥等。这就是千家驹所说的：“农村一方面既做了水旱、疫厉、霜雹、蝗虫的鱼肉，另方面复遭受资本主义商品和苛捐杂税、高度佃租和高利贷的剥削。”^[59]

所以有人指出，“农村经济破产”几乎成了日常谈话中的口头禅了。例如在1931年，既有华南与中原地区的内战，又有“九一八”事变的外患，同时旱灾与水灾频仍，较历年为惨重。单就大水灾而言，浙江的受灾县有吴兴、长兴、杭县、海宁、余杭、武康、海盐、德清、平湖、桐乡、嘉善、嘉兴、新登、安吉等21县；江苏的受灾县有镇江、上海、无锡、昆山、嘉定、苏州、宜兴、金坛、溧阳、吴江、武进、青浦、江阴、丹阳、常熟、太仓等46县。而1934年出现的大旱，“将江浙两省彻底破坏”；“江浙之精华在江南”，当年的旱灾也以江南为最惨。不过就全国经济总崩溃的情形而论，江浙的状况还算“较为轻松”^[60]。

到了1937年，时局变得很坏。杭州人骆憬甫就很担忧：“首都南京沦陷了，杭州还保得住吗？”但他听说杭州—桐乡班轮船还在开行，就准备坐船走，看到本来闹闹嚷嚷的南星桥轮船码头一带，已很是萧条：店铺、旅馆全都上起了排门，好像大罢市一般；沿路只有地摊，卖些香烟、烧饼、水果等，也是没精打采的，连叫卖的声音也没有。他感觉时局越过越坏，尽管战火还没有烧到杭州城，但是城里人已经很少了，而城内警报声听起来比往常更加凄厉、恐怖^[61]。上海在“八·一三”之前，繁荣之态已在逐步褪色，人口也有所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中，以及马路旁的电线杆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许多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行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62]。

所以就1912至1949年仅三十余年的短暂时光来讲，社会混乱与战争不歇，很少有十分安定的时期。江南生活的平静与有序常被打破，民间生活的不安全感时刻存在。在茅盾笔下“老通宝”的眼中，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类洋货，而且河里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63]。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诸多变化，无疑让人感到紧张。

至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导致的危机恐慌，是全面而深刻的。当然，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每个家庭的生活小世界还是要维续下去。南浔人周子美的夫人罗庄在《初日楼遗稿》中，曾详细言及抗战爆发时在浔溪（南浔）的逃亡情况^[64]。城乡民众当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心理感受与难以形容的艰苦生活处境，被真实呈现^[65]。

在嘉兴西面的崇德县城，陷落之后，城里生活的人们都成了“顺民”；而亲日的“维持会”也建立起来了，称作“崇德县自治会”，与原来县政府的架构完全一样。但这个自治会的“政令”出不了县城的范围，因为离城二三里，就是游击区了^[66]。

沦陷之后的上海城，普通民众的生活自然十分艰苦。不过最苦的时期仍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到1945年间。杨绛回忆到，那时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主食是黑面粉与粞米，当时上海流行的歌谣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67]这个歌谣应该是电影演员周璇在1944年1月出演黑白故事片《鸾凤和鸣》中主唱的插曲《讨厌的早晨》中的一部分^[68]，因而广为流行，多少反映出当时人日常生活的一些真实情态。抗战胜利后，江南百业不振的阴影很难迅速扫除，而这又影响到了乡村民众的生活，由于运输不便、成本昂贵，他们已无力从事副业经营，使整个产业经济出现了“衰微停顿”^[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