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富兰克林·H·金在1909年来到江南，注意到了人们的消费情况。他记载道：购买船屋需要292.40元，每年的盈利额是107.5—120.4元；葬礼要花费43元，两个儿子婚礼的花费超过43元；6个人每天能赚取的工资是1.29元，连续工作两星期或者一个月挣到更多的钱就相当于降低了利率；他们每年工作300天一共赚取的工资数是120.40元，平均每天的工资只有40.13分。如果平均到个人，每人每天不到7分。所以他说，当时他雇船的价格相当于当地人2个工作日的工资。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外国人经常会雇佣这种小船两星期或者一个月沿着运河或河流观光旅游，并且认为这种旅游的方式很便宜而愉快^[10]。

但对中国人来说，收入总是与消费不成正比，何况民国年间社会变乱不断，物价狂涨，使单纯依赖劳动得食的人们很难长期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如果不计销金程度极高的黄、赌、毒，江南城镇一般的消费也颇为浩繁。

苏州城因省治西迁，政治重心骤失，表现在苏州的地产业方面，出现了供求不相济；而邻近各县因工商业发达及其关系，出现了地价“骎骎乎凌驾于苏州而上之”的情形。到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由于全国战争的影响，苏州地方相对安谧，流寓城居者日众，而社会和平的演进，使苏州“渐具现代都市雏形”。到市府成立，拓道辟门，经营剏始，地价已是突飞猛进，利市三倍^[11]。这对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了许多压力。

在沪谚中，有这样的话：“身上着得绸披披，家中没有夜饭米。”又说：“身上全绸，家中全臭。”正因为着绸，家中乏米；也因为乏米，身上更不得不着绸。这些话足以状上海之生活，也足以摹上海之社会^[12]。

根据1928—1930年上海230户下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一个五口之家平均年收入约为国币400银圆^[13]。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对28万多名工人收入调查发现，男工月均工资为17.52元，女工工资只有男工的60%，童工只有41%。一般工人家庭生活最低水平每年至少需要250元左右，所以一个纱厂工人的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半人，入不敷出是普遍情况^[14]。

差不多到1930年前，上海地方的民生也已日显蹙迫，尤其是食物价格的涌涨，有所谓“十倍昔时”之感。按当时人的说法，在民国建立后，米价每石最贵也就五六元，后来就涨到二十元之外；菜蔬则从过去的每斤不过制钱数文，涨到后来的每一两几十文。对一般苦力、小民来说，生活维艰，难谋一饱^[15]。

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调查，上海城中的中外居民，总数已达300多万，“生活程度素高于各地”。当时因银价低落，生活费大为增高。而据《字林西报》的报道，侨沪的西人中，以一夫一妇之小家庭计，月收入六百两，仍有不敷开支之苦。每月具体开支为：

房租六十五两至七十五两，厨役及男女佣人八九十元，膳食费约一百二十五元，酒类消费约七十五元，电费十两，煤气费二十三两，汽油费四十元；电话使用以年计算，为五十二两；其他洗衣费及家用物品等消费，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具体来说，仅服用一项，消耗就颇巨：女皮鞋每双须三十余元，男皮鞋自十八元至三十八元半，女袜自三元半至七元半，男袜自一元七角半至三元七角半，衣服上等的每套须一百三十五元，少须五六十元，帽须二十元一顶。

这样算下来，每月六百两的收入就很不够支用了。况且还有不少人家每月的收入不到六百两，生活上就更显紧张了。至于华人家庭，虽不如西人之奢靡，但以最低限度而论，以每月二十余元租小楼一角、十余元籴次号米一石，再加上日常之伙食、普通之应酬，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总计每月开支亦非七八十元不可；而且服用一项还未计算在内，生活之艰难于此可见。时人就感叹“上海居大不易也”。所以，居住于上海之人民，除却极少数人以外，生活上所最感困难者，莫过于住房问题：“近年地价日贵，房租日增，自经济卫生及种种方面观之，均为一极大之社会问题。”^[16]

这种房租贵、地价高、生活拮据的感觉，在绝大多数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柴贵，米贵，简实开门七件事，没有一样不比别处高昂几倍”，上海的生活实在让人感到“不容易”^[17]。

1928年9月，已到上海工作的浙江宁海人柔石（原名赵平复，1902—1931）给兄长的信中说，20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另有欠债10元。这样看看来，柔石每月维持衣食住行及零用的基本费用为30元^[18]。(www.daowen.com)

同年，在杭州短住的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暂住月租8元的亭子间；后与沈从文共租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04号楼房，丁玲即接来母亲住2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3楼，各自支付月租金20元、水电费10元，加上伙食、衣物，每月需开支100元左右^[19]。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生活费用比北京高，也比日本的东京高，仅次于纽约、伦敦之后^[20]。偶然来沪的游客，消费尤为浩繁，“社会日趋于奢靡，而中下社会则以生计之蹙迫，弱者咨嗟怨苦，强者铤而走险，匪盗之风遂至不可遏止”^[21]。

翻译家朱生豪曾计算过从30年代某年一月份起一段时期的收支情况，收入包括正式工资127元、额外工资65元、欠薪发还80元，共计272元；支出包括膳宿60元、寄家用60元、被借去30元、浪费50元，共计240元。这样算下来，净余不过32元^[22]。

而据齐速的回忆，1933年时他只有19岁，在上海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月薪仅有10元；此外就靠其三哥、四哥贴补，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的费用大致这样：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3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22枚铜元（合7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10来个铜元（合4—5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2角钱，一个月伙食费5—6元就够了^[23]。

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9号，有三层楼，房钱是45两，煤气押金20银元、水道押金40银元，另有两个女佣^[24]。再就燃料一项而言，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作“红煤”，但在江南，煤价较贵，一般人家每年总要熬到十二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鲁迅曾记下了1933年12月19日开始装火炉的事情，21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25]。这一吨煤的费用，相当于三石大米，而一石大米约值8元，是较为昂贵的^[26]。到1935年，像鲁迅这样为了儿子能够毫不犹豫地拿出22元去买一架留声机的人是不多的^[27]。在洪深看来，只有每个月赚500块钱的人，才应该有一台收音机用于生活娱乐^[28]。当然以当时鲁迅的收入来应付这样的消费开支，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像鲁迅这样的消费能力，一般知识分子绝对是达不到的。所以相形之下，以出卖劳力为生的黄包车夫，生活上之艰难就很难形容了。在1934年，平均每个车夫的收入不足9元，而其家庭支出要16元多；即便是单身汉，也很难以此糊口，因为每月要10元多才够开销。很多车夫都深陷债务之中^[29]。

再如，上海丝织工人的个人经济负担也颇沉重，以包饭每月需8元、房租4元计算，杂费零用还要5元，如果另有个人嗜好或特殊消费（如吃酒嫖赌），则所得工资就不够维持生活了^[30]。

就普通职员家庭的处境而言，生活景况显得颇为困窘。1939年时，一幢单开间石库门月租费为四五十元，顶费、押租合计1 000—2 000元不等；抗战前一个亭子间租金最多12元，此时已涨至三四十元，于是节食缩居成为市民应付困境的唯一出路。永安公司几位职员在给《职业生活》周刊的“诉苦信”中提及，“战前一个小家庭每月20元就可以勉强维持衣食住等生活问题，现在20元单买米吃恐怕还不够，就是将居前楼改居亭子间，食头号米改食机器米，吃荤菜改吃素菜，节省一切费用也非三四十元决不能开销”。以不及薪金水平40%的各项补贴，要维持提高100%以上的生活支出是远远不够的，而“公司同仁的薪水在40元以上的不满十之二三，大部分同仁依旧是在半饥寒的状态下，过着窘迫典贷的痛苦生活”^[31]。

因而时人就说：“现在一般薪水阶级，大都遭遇到重大的生活上的压迫，因为在这定额的薪水数量与物资价格的数量是相差得太远了。”^[32]这已近乎哀叹了。

上海抗战爆发后就成了沦陷区。到1941年，沦陷区的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则下降为53.6%，大约降至五年前的一半^[33]。抗战胜利之后，又因通货膨胀，人们感觉购买力又有明显下降。1948年时，据时人对经济动荡、物价飞涨的感受，对抗战前后的收入变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战前劳工最低工资为每月十六元，现在底薪增至三十七元，如依一月份工人生活指数九万二千余倍计，每月工资实收三百四十万元以上，比战前增加二十万余倍。至于公务人员，以普通月薪一百元计，按照最近支薪标准，有入只三百十四万五千元，比战前只增三万四千五百倍。其他工商业，在此市场混乱、经济不正常的时候，无法推算其收入的倍数，但远在公教人员数倍以上，当可断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