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林　涓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的江南，虽然一直被人们目为最繁荣的经济区，但是从1911年以来，复杂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投射于城乡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并因时代变幻、经济波动、自然灾变以及严重的中外战争与国内战争，既存在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又发生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抗争或群体运动，且往往被著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很多与江南繁华生活相异的景致与实态，从中也得到鲜明的呈现。生活史层面的叙事，显然可以重塑这段历史。

江南地域不广^[2]，仅包括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上海市，浙北杭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余杭县，但是人口繁密，河网密布，聚落庞杂；截至1987年统计，这个地区共有县城镇25个、县（市）属镇243个，乡镇832个；地域分布均衡，城镇网络极其密集^[3]。城镇经济与民众生活，从明清时代以来一直显得颇为繁华。即使在抗战前比较偏僻些的金山县虹桥地方，在传教士们看来，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小康之家，能够自给自足；生活情形比了旁地的农民，要宽裕得多”^[4]。上海作为江南城市群的中心，更是成了“内地人”眼中的“圣土”，到上海去感觉好像中土僧人能去灵山圣土，不仅生活瑰丽，且遍地黄金^[5]。所以，外在表象上，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www.daowen.com)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12到1936年，江南的发展，经历了齐卢之战、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而城镇的经济发展态势与生活上的所谓之“现代化”，最后因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被打断。在原本工厂林立的无锡，丝市已是一蹶不振，纱、布、米、粉等行业也是“极度衰落”，有百业凋零之态^[6]。在流行“天打打不死嘉兴人”一语的嘉兴地方，“从来没有受过重大的灾难和损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每一个嘉兴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嘉兴县城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的中心区域，主要依赖所属乡镇生产来振兴工商业市面，在此时也是国货凋零，市场上充斥着“日本货”。嘉兴附近素以丝绸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盛泽、濮院的纺绸，新塍、南浔的生丝，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下也出现了破产^[7]。再如平湖东乡的市镇，由于日寇的入侵，多次遭受焚劫之灾。1940年5月6日在日军的扫荡下，“衙前镇受祸最烈，焚毁房屋亦多，杀死良民一百三十九人，大半皆新港附近农人”；“赵家桥全镇焚毁过半。新庙、广陈、泅里桥、全公亭诸镇或焚毁十之四五，或焚毁十之二三，人畜死伤无算”；同样，“新仓镇焚毁近半，后数月又去扫荡，芟夷几尽”^[8]。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整个社会危机一直存在。在短短四十年不到的时期内，江南乡村的“破产”、农民生活的痛苦等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有学者分析指出其原因，大致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世界市场榨取的影响；二是受都市经济恐慌的结果；三是受虐征苛税的压迫；四是受土豪劣绅的束缚；五是农民的墨守旧法^[9]。所有这些影响的结果与战争的创伤，都会给城镇乡村生活带来诸多危机感。

本文即以江南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的城乡生活危机、社会变化及其蕴生的民众抗争情况，作一初步的分析，并勾勒出彼时城乡社会的若干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