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袁世凯撤销黄兴军衔，积极备战；6月，袁世凯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职务；7月，孙中山通电敦促袁世凯下台，李烈钧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与袁世凯走向了军事冲突。在此之后，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均离民主共和越来越远，袁世凯在没有制约后开始复辟帝制，而孙中山则将国民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国民党重新革命并走向了以军领政的状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彻底改变；袁世凯则试图称帝，最终失败，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政治时代；立宪派处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没有发挥调停作用，军阀时代开始后逐步边缘化；议会制度虽然在袁世凯去世以后又予以恢复，但已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曹锟贿选更使得国会声名狼藉，日后愈加不受尊重。

政治精英的抉择当然影响了历史进程，但这个过程中，国际环境也十分重要，其中列强的态度十分关键。从本文的叙述可以看到，南方革命党人并不想与袁世凯分享权力，缺乏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军事上的支持，使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党人难以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被迫向袁世凯妥协。南北统一后，袁世凯取得法理上的统治权。在外患加深的状况下，袁世凯集权专断的倾向增强，而新政权在财政上主要依靠外债借款，这使得国会难以有效制约政府，最终反被袁世凯视为阻碍其集权的障碍。孙中山曾把中国辛亥革命与美国革命建国相类比，他认为中国应该效仿美国，在独立之初借入外债，同时保持主权独立^[100]。但当时的中国缺乏美国独立时的有利外部环境，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并没有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南京革命党人，列强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以及经济支援也与领土要求相捆绑，这对革命后的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十分不利。

有前人研究认为，实施民主体制的霸权国家倾向于推动他国走向民主，但对民国初年政局的分析却显示：当时的霸主国家英国反而青睐以军事力量为基石的强人袁世凯，不看好主张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相比于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在华拥有庞大商贸、金融利益的英国更在意秩序和稳定，而掌握优势军事力量的袁世凯是最优人选。英国选择支持专断强权的袁世凯，除了私人关系因素外，背后也隐含着如下逻辑：控制一个强人比控制一群议员或一个政党更为容易；同时，民主政治引发的民族主义反而不利于列强在华利益的维护和扩张。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支持军事专制者，促使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政体早早消亡，中国错失了一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良好机遇。

【注释】

[1]感谢赵益民、严鹏、孙宇锋、陈超、汪卫华、张健、魏英杰等人的点评和意见。

[2]资料源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袁继成等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Allen and Unwin，1976[1942]，p.269.

[4]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5]资料源自：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袁继成等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革命党人在南北和谈后改名为国民党人，两者意思相同。

[7]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上册），东华书局（台北），1981年。

[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

[9]袁伟时：《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10]袁伟时：《民初宪政格局崩毁再审视——以袁世凯和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1]薛恒：《民国议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马飞：《革命文化与民初宪政的崩溃》，《二十一世纪》，2013年6月号。

[13]姬丽萍：《民国议会政治的确立及其运作》，《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14]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16]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参见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姬丽萍：《民国议会政治的确立及其运作》，《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陈希贤：《军权政治的兴起及中国宪政化的衰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19]包刚升：《国家重建、组织化暴力与政治转型——1911—1937年中国民主转型为什么会失败》，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20]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1]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第18页。

[22]参见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edit，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3]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Michael D.Ward，“Dif fus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mocrat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4，2006，pp.911-933；Daniel Brinks and Michael Coppedge，“Diffusion is No Illusion：Neighbor Emulation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4，2006，pp.463-489.

[24]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5]Simmons，Beth A.，Frank Dobbin，and Geof frey Garrett，“Introduction：the dif fusion of Liberalization，”in Beth A.Simmons，Frank Dobbin，and Geoffrey Garrett，edit，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6]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International linkage and Democrat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16，No.3，2005，pp.20-34；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Linkage versus Leverage：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Regime Change，”Comparative Politics，Vol.38，No.4，2006，pp.379-400.

[27]Lev Gonick and Robert Rosh，“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World-Economy on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1，No.2，1988，pp.171-199；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8]参见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Edward D.Mansfield and Jon C.Pevehouse，“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2006，pp.137-167；Joseph Wright，“How Foreign Aid Can Foster Democratiz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No.3，2009，pp.552-571；Helen V.Milner and Bumba Mukherjee，“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2，2009，pp.163-181。

[29]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30]Michael Desch，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31]二战后的德、日被美国占领，属于霸权者推行民主的状况。葡萄牙则属于对外战争后军队倒戈支持民主，参见Nancy Bermeo，“War and Democratization：Lessons from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Democratization，Vol.14，No.3，2007，pp.388-406。

[32]Kevin Narizny，“Anglo-American Primacy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Democracy：An International Genealogy.”

[3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3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

[35]例如，在1911年时，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英国，德国则排在英国之后，位居第三；美德的钢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36]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3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46页。

[38]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09页。

[39]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英国在直隶一带部署军队，共2 840人。日本则有1 200人，1912年2月增加到2 400人。资料来自：《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4年，第211、473页。

[40]黄德福：《袁世凯政权与英国：从辛亥革命与洪宪帝制》，元气斋出版社（台北），1994年，第94页。

[4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92页。

[42]《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12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58—160页。

[43]图1由当时的国人所绘制。

[44]图2来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45]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第60页。

[46]英国公使馆与英国外交部之间有大量的电文往来，介绍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情况，参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47]黄德福：《袁世凯政权与英国：从辛亥革命与洪宪帝制》，第66—67页。

[48]同上书，第68页。

[49]张玉法：《外人与辛亥革命》，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年。(www.daowen.com)

[50]同上。

[51]《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17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60页。

[52]《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1911年11月15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58页。

[53]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东华书局（台北），1981年，第49页。

[54]《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1日）、《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1911年12月1日）、《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3日），《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6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55]参见《清军机处关于英使朱尔典议南北停战三日折》《袁世凯等关于代拟暂时停战条款致冯国璋电》《清军机处关于英公使续议停战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56]《总领事法磊斯致朱尔典爵士函》（1911年12月20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70—271页。

[57]《唐绍仪等辞议和代表职致清内阁电》《袁世凯关于议和一事直接电商致伍廷芳电》，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

[5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1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00页。

[59]孙中山在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今此满廷忽有讲和之意，特以衰败无力之皇室，已无谈判之价值，非共和党之所屑也。”见《与英国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9页。胡汉民也称：“孙中山始终不想妥协。”参见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2年，第68页。

[6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第69页。

[61]参见《袁世凯等为革军力主共和代表请开国会奏请召集宗支王公会议折》，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569页。

[62]《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316—317页。

[63]《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4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26—127页。

[64]《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22日），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316—317页。

[65]《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45、448页。

[66]同上书，第466页。

[67]参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53—160页。

[68]《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发表对外宣言》，载“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第1—5页。

[69]《致咸马里电》（1911年10月3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70]记者在上海询问孙中山是否借到款，孙答：“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见《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至26日间），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3页。

[71]《与西蒙的谈话》（1911年11月23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3—564页。

[7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09页。

[73]张玉法：《外人与辛亥革命》。

[74]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reign Of fice，March 27，1912，Annual Report of Even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911[FO405/229]，in Robert L.Jarman edit，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Wilts：Archive Editions，2001.

[75]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reign Of fice，February 21，1913，Annual Report of Even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912[FO405/229]，in Robert L.Jarman edit，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Wilts：Archive Editions，2001.

[76]即袁世凯。

[77]《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45页。

[78]同上书，第241页。

[79]《与西蒙的谈话》（1911年11月23日），第564页。

[80]《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第568—569页。

[81]《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29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82]《复直豫谘议局电》（1912年1月14日），《复伍廷芳电》（1912年1月15日），《致伍廷芳二件》（1912年1月18日），《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19日），《致黎元洪电》（1912年1月20日），均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

[83]《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页。

[84]根据张玉法的统计，独立的省份中，都督为革命党人的不到1/3。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66—67页。

[85]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民国元至三十八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86]《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载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2页。

[87]《中华民国实录》（民国元至三十八年），第54—57页。

[88]《黄兴为反对借款条件通电》，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第25至26页。

[89]《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第9页。

[90]清朝皇帝既是汉人的皇帝，又是蒙古人的可汗，还是西藏的护教者，是维系蒙藏的纽带。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第39页。

[91]《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第41页。

[92]同上书，第88页。

[93]《袁世凯莅参议院宣言》，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第11—12页。

[94]《袁世凯宴请参议员报道》，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第74—75页。

[95]《袁世凯与同盟会代表的谈话》，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第48—52页。

[96]《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1913年4月下旬），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6页。

[97]黄德福：《二次革命期间英国对华政策及影响》，《弘光人文社会学报》，2007年第6期。

[98]《中华民国实录》（民国元至三十八年），第148页。

[99]《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第126—186页。

[100]《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第568—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