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统一后,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相反,两个因素的转变加剧了双方的对立。首先,清廷和平逊位,使得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共同目标消失,合作丧失了基础;其次,列强在南北政府统一后,选择在经济上支持袁世凯,但在政治上却提出诸多领土诉求,这引发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冲突。
财政危机依旧是困扰新政府的重大问题。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国务内阁成立后向参议院报告称:民国纪元以前,共亏欠8 800万两白银,民国纪年以后,共亏欠19 252万两白银,总计2.8052亿两白银[85]。新政府的解决方法是靠对外举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参议院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提出:“百废待兴,要在财政……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外债暂不能偿。近以改良政治,必须输入外资,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86]与革命期间列强严守财政中立不同,袁世凯政府提出的借款要求即获得列强的考虑。1912年5月,唐绍仪开始与英、法、德、美等国银行代表团商讨借款一事,希望借3 500万两白银,但银行团提出希望监督一切用款,意为监督遣散军队,条件苛刻,没有谈成,后经双方妥协,银行团先行垫付300万两白银。[87]此事因为没有提前知会参议院,引发了议员们的强烈批评。在南京负责遣散军队的黄兴也对此强烈反对,他认为借款导致列强监督财政,乃至监督军队,无异于束手待毙,实为背弃民国的卖国行为。[88]此事连同后来袁世凯不经唐绍仪联署即任命王芝祥事件一起,导致唐绍仪内阁成立不到两个月即倒台。接下来,参议院没有通过陆徵祥内阁名单,陆徵祥因而弃官不干。政府与议会的互动从刚开始即不顺畅。
1912年2月,日本政府致电美国政府,强调:“列强承认新政府时,须得到一切权利利益及特权的保证,同时应向新政府取得借用外债之预约。日本政府提议,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主义,以上述为承认新政府的条件。”[89]此意见后经英、法、俄等国同意,成为列强所持的共同准则。清帝逊位后,维系蒙藏的纽带断裂[90],加之受革命党人民族主义口号的刺激,边境分离主义开始加剧,以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为目标的列强随之介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英国对西藏、俄国对外蒙独立的要求,英、俄将承认民国政府与上述领土要求捆绑。英国在1912年8月期间曾经通报民国政府:以承认共和政府为条件,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干预西藏“内政”,不得在西藏实行与内地同一制,同时不得以无限制派遣军队于西藏,或驻屯于西藏,同时修订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条款[91]。1913年4月,俄国、法国提出的条件是:(1)不承认蒙藏为中国领土;(2)要求川滇特别权利;(3)付清本年赔款;(4)要求清偿借期欠款[92]。袁世凯政府为此与英国政府、俄国政府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外患日重,国内还有遣散南方军队、维持秩序的压力,袁世凯希望议会支持自己,同时加强集权。1912年4月,他在出席参议院成立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参议院的地位和作用,全篇讲话都是有关目前的困局以及他的施政纲领。其中提道:“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相互猜忌也。四万万惟一心,国乃强。”[93]7月,袁世凯在宴请参议员时,继续强调:“值兹外交、内政如此困难之际,非政府与议会一德一心,必无足以图存,譬如航舟于大海之中,猝遇惊风骇浪,无论船主船客群焉托命,如彼此合力,幸而出险,皆获生全,否则,群葬渔腹而已。”[94]袁世凯曾与国民党人协调,希望组织超然总理、混成内阁,但国民党坚持组织政党内阁,双方对立明显[95]。(www.daowen.com)
进入1913年,两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人与袁世凯的冲突:宋教仁遇刺事件和善后大借款案。1913年2月,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优势地位,宋教仁提出“政党内阁”和“省长民选”的主张,在南方积极宣传政见。3月20日,宋教仁在准备乘车前往北京时遇刺,后经调查,主犯牵连国务总理赵秉均,引发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严重不满。在局势紧张的时刻,袁世凯不经国会,直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总额2 500万英镑。虽然善后借款合同中所规定的借款用途仅限于遣散各省起义军,但列强的经济支持无疑增强了袁世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实力和信心。孙中山随之发出措辞强烈的声明,指出巨款到手后,政治调和的希望愈加渺茫,势必促发战争,从而威胁共和政体[96]。经孙中山交涉,英国允许观望一个月,如果无人独立声讨,则借款照付[97]。但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争论,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而黄兴则以南方兵力不足为由,主张用法律解决,因国民党内久拖不下,贷款遂交付给袁世凯[98]。很明显,列强的借款客观上支持了袁世凯,而打击了国民党人。另一个对袁世凯有利的状况是:1913年4月,墨西哥、巴西、秘鲁、古巴等南美国家承认中华民国;5月,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而在1913年10月,经历了“二次革命”以及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事件后,英、法、日、德、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荷兰、奥国与意大利等国纷纷承认中华民国,这大大巩固了袁世凯的地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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