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研究则强调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民国初年的代议制议会政治被认为是“舶来品”，存在照搬和模仿的问题。例如，他们认为两院制划分没有必要，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规定也剥夺了众多选民的选举权利，同时议员的“终身制”也导致议员群体的堕落和无能^[13]。张永认为，民国初年国会的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相背离，主要表现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北洋派在国会中没有相应比例的代表，这也是导致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14]。民主共和政体也被认为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张朋园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尚不足以支撑选举政治的开展：首先，国会选举中的投票人数很少，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候选人的产生十分混乱，多为旧的士绅或由上面指派，其与选民的互动和交流不足，导致民众对选举了解不足、认可程度低^[15]。徐宗勉、张亦工等认为，民国初年共和政体的蜕变和败亡，归根到底是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也就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市民社会^[16]。还有学者认为，民国初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农业经济主导的传统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且具有软弱性，革命斗争不够坚决，无法抗衡具有强大实力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17]。军人干预政治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延续。陈希贤指出，中国宪政化过程中出现了军权政治，掌握政治权力的军阀奉行强权和实力为政治游戏的最高规则，袁世凯借助武力推翻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实验^[18]。军人干预政治代表的是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的不足。包刚升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国家重建和民主转型的双重任务，而国家重建具有政治上的优先性。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只能依靠掌握强大组织化暴力的政治集团，而这种政治集团往往都是通过不民主的方式建立起来，当它们成为统治集团时，民主转型就会出现失败^[19]。章永乐同样将近代中国宪政的失败归结为一系列历史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皇族解纽”后的秩序解体；晚清以来的军权和财权下移；帝国主义列强四面环峙；政治精英高度分化。他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难产生出作为宪政国家基础的精英共识，同时它又是革命思潮生长的最佳温床^[20]。(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