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上述单位的功能放到整个社会体系中看，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化结构：单位作为中介，把社会成员组织到国家公共体系中。对于基层而言，单位是这一组织化体系的重心所在。单位社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结构的变化：大量的社会个体失去了拥有组织渠道连接国家体系的结构身份。例如，事业机关的人下海经商，挣钱更多，经济能力增强，但还是感觉“失去了什么”，地位掉价了不少。这不是指级别高低，而是与公共组织的关系发生改变：他们失去了方便使用组织通道的身份。相反，有对自己应责的组织在身边存在，意味着具备了结构上有利的社会位置。这预示着一种关系：社会组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生存能力，从而影响政治认同的再生产。

社会组织化结构的变化，既可以增强人的生存能力，也可以减弱人的生存能力。它通过三种方式增强或者减弱个体的生存能力：构造成员身份（membership），个体是否被纳入团体，成为其中一员；组织囊括（organization includes），个体是否拥有帮助权益实现的组织途径；结构可及性（structural access），个体是否可以接近公共体制，影响政策并依靠其生存。这三方面标准不涉及收入或者地位差别，但是在社会成员中造成的权利实现的机会差别明显可见：具有应责组织的人，可以较顺利地实现权益，而另一些人则困难重重，求地无门。

相对于那些拥有组织途径较少，或根本没有的社会成员，拥有组织途径的人的获益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他们有更高的影响力去影响相关政策的执行甚至改变；他们有组织渠道可依赖，并助其有效纠错；他们有制度化的责任机构，可以协调他和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他们不需要自己行动，因为有应责组织回应其问题，并代表他们的利益行动。如果这类人实现权益的机会提高，而且这些实现权益的途径由政治体系提供保障，就会产生对体制的政治认同；相反，则会削弱对体制的政治认同。所以，个人与组织的结构关系，由于关涉实现权益的机会，便可以测度人们的政治认同。

从另一个角度说，能够建立这一组织关系及途径者，整合社会能力强，在争取人们的政治认同方面具有优势，因为组织化结构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对“机会通道”的需求。

【注释】

[1]董彦峰、新光和金炜玲三位研究生也对本文有所贡献，他们分别对GCSS2006和CSRC2010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图表制作。

[2]浙江丽水基层干部访谈，2015年8月。

[3]参见李文艳、孙国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人大经济论坛，2009年。http：//bbs.pinggu.org/thread-713896-1-1.html；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吴晓林：《中国存在社会阶层固化：应像调经济结构重视调社会结构》，人民网，2012年，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7114262.html；李培林、陈光金、谢寿光：《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2011年《〈社会蓝皮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http：//ww w.21bcr.com/a/shiye/guancha/2011/0222/2347.html；孙立平：《结构固化背景下的散射型愤怒》《信睿》，2011年第11期。

[4]张跃然、高柏：《制度分析与财政社会学》，《社会》，2014年第1期。

[5]姚建军：《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我国对策》，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6]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三农中国网站，2011年5月，http：//www.snzg.cn/article/2011/0525/article_23997.html。

[7]林崇勇：《当前基层党员干部与民争利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南宁纪检监察网：理论研究，2014，http：//www.nnlz.gov.cn/gzzc/llyj/201409/t20140923_187759.html。

[8]刘然、彭歌：《北京市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百度文库，专业资料，社会学，http：//wenku.baidu.com/view/82e48b28e2bd960590c6770b.html；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百度文库，专业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e10f311fa76e58fafab003fd.html。

[9]魏钦恭：《收入不平等的主观测量与容忍度分析：基于职业收入分殊的视角》，《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10]Fei Xiao Tong，China's Gent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83-84.

[11]V.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参见张仲礼：《中国士绅及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3]参见魏昂德：《共产主义新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

[14]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1期。(www.daowen.com)

[15]张静：《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社会》，2014年6期。

[16]参见张静：《异质性内聚》，载张静：《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

[17]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

[18]根据教育部高教学生司统编资料统计，2002—2009年。“法学门类”是对文科专业的官方通用划分类别，其中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的大部分专业。

[19]《中青报》记者采访统计。

[20]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

[21]根据中国人民大学CGSS2006全国调查数据库数据，董彦锋统计。

[22]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

[23]根据SCSS2006数据，新光统计。

[24]根据全国社会心态调查2015年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5]唐文方：《个人意见的公共性：中国六城市居民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刊》（第一辑），2004年，第48—72页。

[26]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两省社会团体调查数据，CSRC2010，金炜玲统计。

[27]根据社会团体使用政府渠道解决问题统计，2015年，金炜玲统计。

[28]参见“政见”观察员刘冉（综述），Michelson，E.and Li，K.，“Judicial Performance without Independence：The Delivery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Rural China，”Working paper，Workshop on Works-in-Progress on Chinese Law，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Columbia Law School，2012.http：//cnpolitics.org/2012/08/judicial-performance-without-independence/。

[29]张静、吴肃然、焦长权：《目标、关切和责任——社会团体调查报告》，载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0]同上书，根据CSRC2010数据，焦长权统计。

[31]《下围村议事会规则》，2014年。

[32]张静：《上访村为何发生改变？》，英国FT中文网，2015年2月，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734？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