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早先（1987年和1999年）的类似问题调查数据，上述变化更加明显。1987年的调查显示，单位在所有表达渠道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它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渠道，有72%的诉求通过单位提出。在1999年的同样的调查中，受访个体选择单位渠道解决问题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还是第一位的，“工作单位”和“党政部门（包括工青妇团体）”渠道共同高居人们选择的前列。如果对有单位者和无单位者进行比较，会发现更具意义的线索：“那些在党政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比没有单位的人，解决个人问题的能力高8.5倍。”^[25]。

显而易见，单位解决问题的效用在过去十几年中急剧下降，在个体与公共体制之间，能够运用单位的连接、应责、协调、代表、庇护功能受益的人群也在迅速下降。这预示着我们社会的组织化结构出现重大转型，它正在从单位社会走向公共社会。

这自然会引发治理危机，因为单位曾经处于治理结构的中心，它是使社会治理能够实现的责任组织。单位作为“政府代理”中介的地位，其关键作用有二：一是桥梁作用——负责将个体和更大的公共体制连接起来，社会个体的信息可能经由“组织化通道”得到顺利上达，从而间接通过组织博弈影响政策修订，有效增加本组织成员的收益；二是利益平衡作用——负责纠错、协调和解决利益冲突。这两个作用机制在基层存在非常重要，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体制认可、方便可用的制度通道，使之能够间接得到公共制度的回应。对于社会成员而言，能否拥有并使用这一渠道是一项重要利益，如果他的诉求事项能够顺利进入常规处理程序，他的改善生存的能力就大为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单位员工找领导解决问题通常是要求单位“以组织名义”打报告，向上反映自己的问题，或者寻找“特批”的方式绕过壁垒解决问题……难道他们自己不可以打报告吗？能，但分量不同。这是因为，在中国体制中，上级部门只接受组织名义上达的报告，亦即个人只有通过他的“组织代理”上达诉求才能受到重视，较快进入处理程序。显然，使用这些制度化通道的权利被承认在（单位）组织，而不在个人。(www.daowen.com)

所以，单位社会的衰落，意味着原来覆盖多数人、活跃在基层社会的“连接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瓦解，越来越多的人面临问题的时候，找不到责任组织，更难以通过组织通道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适应新的公共社会的应责机制未立，无法通过替代性的社会平衡机制协调矛盾，社会不满的目标便转向问责政府。可以说，基层“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瓦解是社会治理的危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