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判断是合理的，那么逻辑上通过自己工作单位解决纠纷的人数会下降，通过更大的公共途径——找政府、上访、找法律机构、找媒体——提出诉求的数量就会上升；由于不公正经历且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加入其他事由的群体性事件，以帮助当事人“讨回公道”的人数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些方面的变化（见表1）。

表1　各类纠纷频数占比^[21]

注：过去5年发生过纠纷的有效样本数：1 184（可多选）。

占较高比例的前三选项依次是失业保障、土地征用和企业改制。它们都是传统上基层单位发挥作用的领域，失业保障和企业改制涉及城镇工作单位，土地征用则多涉及管理集体财产的乡镇机构及村委会。但是，这些单位的作用令人失望，所以在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机构选择方面，单位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见表2）。这表明，单位的连接、协调、应责、代表和庇护职能在萎缩。

表2　上诉部门意愿频数占比（2006年）^[22]

（续表）

注：有效样本数：1 180。

根据CGSS2006的数据，还可以发现，个人加入集体行动的动机与自我物质利益的关联减弱，当集体行动与自己的利益“没有瓜葛”，却因“价值原因”加入，这样的选择与其“是否有遭遇过不公”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有过被不公正对待经历的个体，更可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当价值导向型集体行动参与者增加时，是否与基层纠错（提供社会公正）机制式微有关呢？(www.daowen.com)

表3　价值导向型集体行动参与：影响因素Logit回归^[23]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01，**p＜0.05，*p＜0.1

上表3的数据来自2006年。最近来自另一独立渠道的全国调查数据（2015）显示（见表4），人们用做处理纠纷、解决问题的途径选择向着同一方向迅速发展：受访人使用了不止一种上诉渠道，但相对于2006年数据，选择单位的概率排序更低了。这是否预示，过去十年单位的社会治理效能更加下降？

表4　上诉部门意愿频数占比（2015年）^[24]

注：有效样本：800（可多选）。

这项调查的另一些数据还显示，相对于更低程度的受教育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找党政部门”的占比趋低，但选择找“单位”的在所有群体中占比最高（22.5%），相对应地，他们选择“信访上访”的也在所有群体中占比最低。这其中隐含的信息不应忽略，它是否显示，如果单位这一组织渠道有用，运用其他途径的必要性就减弱呢？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是，较高的受教育者更可能进入体制内，即在典型的单位中谋得职位，那么这些数据可以反映的事实是：多数不在单位中的人群，缺少运用“组织渠道”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不得不选择公共渠道（法院、党政部门、媒体、上访甚至网络）提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