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新家长主义体系的最终确立使得统治者能够利用非洲内生的社会结构迅速扩展国家和统治者的权力网络与控制范围，同时为新生的国家带来一些“现代国家”的制度特征。这些都是独立之初非洲政治精英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新家长主义体系同时潜含着高度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既源于其资源控制能力与强制能力的限度，也与其羸弱的合法性基础息息相关。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各国的新家长主义体系便陆续陷入了危机之中，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民主化浪潮和国家失效浪潮的重要肇因。

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的危机直接肇始于经济危机。如前所述，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建立在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之上，这是因为，新家长主义体系下物质利益交换政治支持的逻辑对于资源分配有着刚性需求。然而，在迅速将经济资源控制于统治者手中的同时，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也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以及腐败、管理不善等问题，非洲各国的国有化运动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在民主刚果，1974年的“激进化运动”将大量外国公司收归国有，到了1975年9月，仅在金沙萨的80多家国营公司的亏损额就达5.52亿美元^[28]。严峻的经济后果迫使蒙博托不得不从其激进立场后退，选择陆续将这些国有化的企业重新返还给其原来所有者，但是惨痛的经济后果已经无法挽回。在索马里，巴雷将军的国有化政策同样效果不佳。索马里的蔗糖产量从1970年的3.06万吨下降到1979年的2.1万吨。1975年，索马里的肉罐头和鱼罐头的产量分别是1 443万吨和2 220吨。到了1979年，肉罐头的产量下降到150万吨，而鱼罐头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9]。同时，非洲国家为了榨取市场流通差价而设立的垄断性市场机构，极大地损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剧了其日益显现的经济短缺危机^[30]。

在非洲国家经济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新家长主义体系对于资源分配的刚性需求却日趋强化，这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各国政府的财政压力。随着国家对于经济的直接控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职日益被视为主要的就业渠道和社会上升通道。在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尼日利亚，国家公职意味着能够方便地获得各种执照、合同、贷款与投资机会、各种教育文凭，以及令人羡慕的生活和地位^[31]。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职位便成为新家长主义体系内一种重要的分配资源，由此导致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根据杨的统计，在整个19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官僚体系的规模平均每年增长7%，到了1970年，这些非洲国家80%拥有工资收入的人是公务员，平均有80%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公务员的工资^[32]。在非洲，除了公共职位的分配外，新家长主义体系的维系与运转还依赖于对经济资源的直接分配，这尤其体现为各种发展项目。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些项目的首要目的在于换取政治支持，经济可行性的考虑反而成为其次，由此导致的经济浪费令人触目惊心。例如，为了安抚沙巴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蒙博托政府投入巨资上马了印加大坝水电项目和印加—沙巴输电项目。然而，由于发电成本极高，政府不得不一开始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沙巴供电，这为民主刚果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此外，国家直接控制经济并主导资源分配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由此造成的财富流失和社会不公正几乎成为“非洲病”的代名词。

更糟糕的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更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尤其具有脆弱性。在殖民时期，作为欧洲宗主国的原材料产地，非洲各殖民地大都发展起以若干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的出口经济，由此造成非洲各殖民地的经济不仅结构单一，而且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脆弱的经济结构为独立后的非洲各国政府所继承，不仅如此，国家直接控制经济所导致的管理不善、市场紊乱与经济浪费更是弱化了其应对经济脆弱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便会成为触发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危机的导火索。例如，在民主刚果，1974—1975年间国际铜价暴跌，导致中央政府赤字剧增。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供应以及向国外借贷的应对措施，这在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的同时，也直接动摇了蒙博托所构筑的新家长主义体系。

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的危机也与其薄弱的合法性基础息息相关。如前所述，在新家长主义体系下，正式制度规则与非正式的家长主义网络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整个体系时刻面临着规则的不确定性，极大损伤了体系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新家长主义体系下垂直性的资源分配方式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为了通过新家长主义体系维持自己的权力，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为自己的族群、地区或支持者带来好处，而不去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使得长期被排斥于庇护网络之外的权力竞争者和普通民众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进一步侵蚀了新家长主义体系的合法性。不确定的规则体系、排他性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薄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内聚性成为维系新家长主义体系必不可少的“黏合剂”，然而，个人忠诚的内在不确定性又意味着，新家长主义体系内的庇护者与被庇护者时刻难以摆脱由此而来的不安全感。因此，新家长主义体系内在地具有导致精英分裂与统治基础日益狭小的倾向。在民主刚果，蒙博托一方面大肆提拔自己的亲信与开赛省（蒙博托的故乡）的官员，另一方面又频繁对官员进行清洗，将那些政治上可疑的人赶到新家长主义体系之外。据统计，在蒙博托统治的第一个十年，民主刚果的212名高级官员中，有29位因政治或腐败原因被投入监狱，另有26位被解除职务^[33]。同样，在索马里，巴雷将军重用他所在的马里汉（Marehan）部族的人，在其治下，索马里政治经历了逐步的“重新部族化”。精英分裂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风险以及统治基础的日渐狭窄进一步侵蚀了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www.daowen.com)

在日渐显现的经济危机与合法性危机面前，非洲的新家长主义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性的溃败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结构调整计划”，以避免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然而，新家长主义体系下经济管理的政治化意味着，经济管理方式的任何调整势必触及已有的资源分配方式并会导致政治后果。尤其是，“结构调整计划”的绝大多数内容针对的是非洲的准国营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后者正是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赖以存在的支撑力量。这样一来，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的自我维系能力便被进一步侵蚀。

“结构调整计划”肇始于世界银行1981年的《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报告》（又称Berg Report），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本国货币价值过高的国家必须使其货币贬值，以达到货币市场所决定的实际价值；（2）原先由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必须向私人企业放开；（3）政府必须改变由国家决定价格的做法，例如保护性的关税、对于食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对教育和医疗的补贴；（4）政府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削减政府开支，减小官僚体系的规模。“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弱化了非洲国家及其统治者对于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进而动摇了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赖以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基础。“经济改革计划对于政治生活的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因为这会削弱统治者新家长主义的基础，而这正是他们维持统治的基石。政府不再有能力通过分配进口许可证或半国营机构职位的方式购买支持并奖励追随者，其调控族群政治的能力也削弱，它的政策越来越偏向于特定的群体或地区。”^[34]在民主刚果，“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导致蒙博托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急剧缩小，得不到工资的军队甚至于1991年洗劫了金沙萨，民主刚果的新家长主义体系日益瓦解。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降低通胀、货币可兑换、经济稳定化以及更高的农产品价格，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而其付出的成本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在赞比亚，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卡翁达政府（Kenneth Kaunda）接受了“结构调整计划”，然而，“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和抵制，这迫使政府不得不中止其政策，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其金融危机。

“结构调整计划”的出现表明，非洲的新家长主义体系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以至于非洲统治者不得不通过获取外部资源来维持其统治。然而，“结构调整计划”的推行却进一步动摇了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反而使得它进一步陷入了生存危机而无法自拔。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非洲国家战略地位的下降，非洲各国统治者所能获取的外部政治经济支持大幅缩水，更使得新家长主义体系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外部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非洲大陆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家失效浪潮表明，非洲政治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