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时期”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到80年代初期。在“确立时期”，新家长主义体系的最大特征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对于控制国家机器与家长主义网络的无序竞争，而到了“垄断时期”，这种无序竞争逐步让位于单一政治力量对于新家长主义体系的持续“垄断”。换言之，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新家长主义体系存在多个中心、多个通道的话，那么，到了这一时期，它日益为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或政党所掌控——大量的一党制政权和军人政权的出现就是证明。因此，在“垄断时期”，新家长主义体系呈现出较强的排他性。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权力与家长主义网络的相互渗透日益加强，这一时期的新家长主义的控制力也日趋强化，其在非洲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

对于非洲的统治精英而言，垄断时期的到来正是为了应对独立之初新生的新家长主义体系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几乎在非洲的任何地方，竞争性的选举都程度不一地导致族群认同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这更使得统治者意识到了不受约束的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恶果。”^[19]事实上，“垄断时期”的到来也与独立之初的新家长主义体系难以为继直接相关。至少在资源层面上，众多政党及其领袖竞相向民众做出的各种承诺是根本无法兑现的，这就使得它日益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所抛弃。因此，从非洲各国赢得独立开始，政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击碎了非洲各国的民主制度，一党制或军人统治转而盛行。根据一项初步的统计，从1958年至1981年夏，黑非洲的22个国家发生了超过41次成功的政变，此外还有很多不成功的政变^[20]。对于非洲政治的这种转变，杨（Crawford Young）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匆匆忙忙地移植宗主国的代议制度，一般都未能长久。在位的统治者都不愿意进行权力交接，而是限制或者是消除政治竞争。为了保持统一，国家必须保持有效的反殖动员和斗争，这使得一党制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同时，新生国家面对政治化的文化多样性充满了脆弱性。独立后的几年后，政变成为非洲政治权力交接的主要形式。军方政变成功后，便成立自己的政党，试图使自己的统治长久化。^[21]

在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进入“垄断时期”的最大标志就是一党制和军人政权的大规模确立。克拉彭将这一时期非洲出现的一党制和军人政权统称为“垄断国家”（monopoly states），其共同特征就在于，面临着羸弱的治理结构、脆弱的经济以及某些情况下危险的国内反对力量，政治领导人试图利用国家机器强化自己的权力，压制或同化反对组织^[22]。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家长主义网络被保留下来，因为这对于统治者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同时通过将权力集中于总统手中，它试图对各种家长主义网络予以“规范”和控制。“原先，每位派系的领袖都试图将自己控制的资源最大化，因而，对于资源分配的竞争便会增加，所有类型的资源都可被用来进行分配。在确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后，总统控制了大量的资源，能够对更多的资源进行间接控制，竞争因此就被限制了。”^[23]因此，到了“垄断时期”，非洲内生的家长主义网络进一步“嵌入”国家机器之内，“不仅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人减少了，寻求政治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自己确定哪些人和群体进入政治。政治变成了一种庇护关系。统治者的目的是控制，而下属的目标是获得国家带来的好处”^[24]。与此同时，与独立初期各个政党组织主导政治过程不同，在这一时期，由总统直接控制的官僚体系则成为政治的主导者。相应地，统治者的权力基础也经历了从政党向国家机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原先的政党萎缩了，议会、工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地位都被边缘化甚至是取消。例如，在民主刚果，蒙博托通过政变上台后便着手修改宪法，公开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原先的21个省被整合为9个地区，而后者仅仅是集权中央国家的行政分支。城市委员会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经失去了任何职能和意义^[25]。(www.daowen.com)

除了通过集权方式对国家机器和家长主义网络进行“规范”和控制外，在“垄断时期”，一党制和军人政权对新家长主义体系的另一推动就是为后者提供了更多可供分配的资源。如前所述，新家长主义体系的维系与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源分配能力，而资源分配的前提就是占有和控制资源。为此，非洲一党制和军人政权普遍性地选择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进而形成了贝茨所称的“控制型体制”（control regimes）。在这一时期，无论一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物质和社会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的主导者。对于资源的争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而展开，控制了国家权力就等于控制了获得资源的机会^[26]。

因此，“垄断时期”的到来伴随着国家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同时，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得到了非洲各国“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撑。发展主义理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目的论的联系，换言之，国家所榨取的资源以及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消费，都因为统治者许诺的经济进步而变得合理了。具体而言，非洲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的具体措施包括：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企业的“国有化”，这被认为是非洲国家“经济独立”的重要体现。设立准国营垄断部门（parastatal sector），对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一时期的非洲，这些准国营垄断部门在各个国家急速扩张。根据阿伯内西（David B.Abernethy）的一项统计，1970年的赞比亚有134个准国营垄断部门，1973年的尼日利亚有250个，坦桑尼亚在1980年大约拥有400个^[27]。实行控制型的货币政策，包括抬高本国货币价值以及保持本国货币不可兑换等。

上述经济控制措施使得非洲各国统治者迅速掌握了巨额财富，进而为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的运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在民主刚果，通过“扎伊尔化”和“激进化”运动，蒙博托将大量的经济资源分配给其支持者，进而通过构筑庞大的家长主义网络维持自身的统治。同样，在1969年政变之后的索马里，巴雷将军通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将经济资源控制在军人组成的“最高革命委员会”手中，这为维系新家长主义体系以及限制部族间的恶性争斗奠定了经济基础。总之，通过政治上集权与经济上的国家控制，非洲的新家长主义体系逐渐过渡到了“垄断时期”，这在消除新家长主义体系确立时期所导致的社会冲突与混乱的同时，也为非洲新家长主义体系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