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长主义体系在非洲的确立始于非洲的独立浪潮。殖民者遗留下来的统治机器客观上为非洲内生的家长主义网络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仓促的选举安排下，家长主义网络与国家机器的“嫁接”又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就导致这一时期新生的新家长主义体系呈现出严重的混乱和无序状况。

这种混乱和无序状况与非洲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直接相关。除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等葡属殖民地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大体上通过权力的和平交接赢得了独立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在非洲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欧洲殖民者被迫加快向非洲人移交权力的步伐，为此，殖民者大都安排了仓促的选举，从而为权力移交过程提供合法性。在比属刚果，1960年1月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确定了比属刚果将于1960年6月30日独立，这意味着独立仅仅只有半年的准备时间。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政治支持并赢得选举，非洲政治精英一般结合了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依赖那些酋长或地方强人。为了得到这些地方强人的支持，非洲政治精英大都会认可其权力地位并利用其控制的家长主义网络。在塞拉利昂，1961年的正式独立并没有改变地方强人构筑的家长主义网络，地方的党派领袖、酋长、钻石矿主、走私者和其他强人摇身一变，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地方代表。第二种策略是构筑新的庇护网络，以赢得民众的选票支持。政治精英们很快发现，要迅速吸引更多的选民，就必须利用族群和地区的联系。在选举中，政治精英们纷纷许诺为特定族群或地区带来一些集体性的物质好处（道路、学校、医院、自来水等），作为回报，这些族群或地区承诺在选举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样一来，一些只关注本地方或本族群利益的代表就被松散地吸纳到政党领袖所构筑的新庇护网络中来。

非洲民众对于独立好处的不切实际预期使得选举更加充满竞争与冲突。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独立均意味着对于各种殖民时期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主导这种分配过程的前提就是赢得选举。贝茨（Robert Bates）指出，“在殖民政权撤离非洲大陆时，他们都精心安排了选举。尽管权力竞争者们都高举独立大旗，抨击殖民主义的罪恶，但是他们的竞选运动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强调对于独立果实的争夺”^[18]。在非洲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面前，殖民者为非洲殖民地安排的独立选举几乎全都充满了混乱与冲突。更为严重的是，无序的选举竞争又与原先的家长主义网络交织在一起，造成极为严重的族群和地区冲突。在比属刚果，一夜之间涌现出100多个政党，后者的一大特征就是基于族群或地域认同之上的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非洲政治精英为赢得选举而采取的上述两种策略，无非是面对独立之初选举竞争、利益争夺与碎片化族群关系的自然反应。反过来，他们的策略选择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非洲社会原有的家长主义网络（比如酋长的权力），而且使得与新国家机器“嫁接”而成的新家长主义体系呈现出强烈的混乱性和冲突性。(www.daowen.com)

新家长主义体系的最终确立伴随着国家机器的迅速“非洲化”过程。在殖民时期，殖民者的外来身份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并按照正式规则运转，因为殖民者无论如何都与非洲本土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异族统治的应有之义）。然而，“非洲化”之后，国家机器的管理者无论如何都浸透于本土社会之中，他们既是国家的管理者，又是族群、宗教、阶层或种姓的成员——也正是通过他们，国家机器得以最终与非洲社会原有的家长主义网络“嫁接”在一起。然而，由此形成的新家长主义体系又是高度不稳定和混乱的。在新家长主义体系下，政治支持与物质利益的直接交换意味着，政党和国家的职位越来越被看作是获取好处的机会，整个政治体系变得日益腐败。同时，那些没能获得权力的人便试图利用社会或族群的分裂来避免自己永远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而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民主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行动平台。由此一来，社会或族群分裂很快就公开化与政治化了，党派冲突逐步演变为社会冲突，政治日益充满了暴力。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非洲各国的新家长主义体系不仅导致政治僵局与社会动荡（博茨瓦纳与毛里求斯或许是仅有的例外），还导致尼日利亚、刚果（金）和苏丹三个非洲大国发生了惨烈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