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何政治变迁一样，新家长主义在非洲的萌发与演进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与其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整体看来，受制于自然条件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大体上缺乏有效的权力集中，在非洲各地零星出现的政治体缺乏基本的权力投射能力，因而，当时的权力基本上形成了某种同心圆结构，从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距离政治中心愈远，则权力的效力便愈衰减。“强调权力中心，却相对忽略内陆，这基本上反映了前殖民时期非洲的政治现实。”^[9]同时，在前殖民时期，非洲的各个政治体并非基于对于领土的有效控制之上。这就意味着，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正如杰克逊（Robert Jackson）所指出的，“（前殖民时期的）非洲是一个具有大陆规模的群岛，它是由松散的政治体系所构成的。非洲是不同社会的集合而非不同国家的集合，它更适合由人类学而非国际关系学予以分析”^[10]。

有效权力集中的缺乏使得族群（ethnic groups）成为前殖民时期非洲政治的中心。在族群内部，尽管也存在长老或首领之间的相互协商（即所谓的“大树下的民主”），但是，由于族群成员是基于血缘、亲族、社群等关系而被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族群的内部稳定基本上维系于自上而下的家长主义关系。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族群不仅是最具政治影响力也是最具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前殖民时期非洲各地普遍存在的“慈爱经济”（economies of affection）表明，非洲民众将家长主义联系看作是获取道德、经济和政治支持的自然方式；家长主义联系不仅被接受，而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与邻近族群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都使得个体必须依赖于整个族群才能生存。如阿克（Claude Ake）所言，“非洲几乎不存在个人主义”^[11]。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个体的命运与族群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造就了族群的极端稳定性。例如，直至今日，索马里各地还存在“迪亚血亲复仇”（Diya）的社会习俗，即表明宗族和亲族仍旧是普通社会成员获取安全以及公正的首要途径。

因此，前殖民时期的非洲政治某种程度上既是族群政治、地方政治，又是家长主义政治。这是因为，“亲近原则（principle of affinity）为家长主义庇护网络提供了社会逻辑，换言之，亲缘和族群认同构成了家长主义网络最为常见的基础”^[12]。前殖民时期非洲家长主义的极端稳定性不仅表现在个体相对于族群的依赖性之上，还体现为其在殖民时期的顽强生命力。殖民统治的到来非但没有削弱和铲除非洲内生的家长主义，反而因后者深深“嵌入”殖民统治之中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尽管对非洲大陆的大规模殖民化于19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但其速度却相当惊人。欧洲国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即完成了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与美洲的殖民化不同，非洲的殖民化过程并没有伴随着对原住民的灭绝式清除（所谓的“有效占领”无非是与非洲各地酋长所签订的各种“土地割让协议”），这就为非洲的家长主义在殖民统治下继续存活提供了条件。同时，与亚洲殖民地不同，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地并没有与原先的文化或政治制度相重合。相反，各殖民地的边界是按照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大小而随意划分的，并没有考虑原住民社会、族群或地理等因素。

不仅如此，随着殖民统治的加深，非洲内生的家长主义逐渐为欧洲殖民者所利用，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并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固化。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主要目标是掠夺和主导——“殖民统治的最基本目的就是强加一个基本秩序，同时创建收入来源”^[13]。如此一来，欧洲殖民者所建立的殖民国家（colonial states）因缺乏基本的社会认同而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殖民统治（作为一种外来统治）的唯一方式便只能依靠强制力。温斯奇（James Wunsch）和奥罗武（Dele Olowu）认为，殖民国家是“精英主义、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在完全不存在原住民控制机制的情况下，殖民当局掌握了确立、修改和解释规则的权力”^[14]。上述对殖民国家的评价很是中肯。(www.daowen.com)

然而，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的渗透又是极为有限的，这与其所面临的人力和财力限制（例如，“财政自给”是欧洲宗主国对其非洲殖民地的一项基本要求）直接相关。例如，1908年，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自由邦”，仅756名欧洲文职官员和482名军事官员却要管理着超过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15]。其他欧洲列强的非洲殖民地的状况也大体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殖民者不得不利用非洲内生的各种家长主义网络，以降低统治成本。事实上，早在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勋爵1919年提出的“间接统治”信条之前，欧洲殖民者利用非洲本土家长主义网络的做法就已经很普遍了，尽管程度各有不同。得到殖民者认可的非洲的酋长或首领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最底层一环，在欧洲殖民者眼中，这些人是他们重新设计的政治秩序中必不可少的“中间人”。英国是在非洲殖民地推行“间接统治”的始作俑者。在广大的非洲殖民地，英国人大体上依赖各地的酋长和部落首领维持其殖民统治。即便是法国这样坚持“直接统治”的殖民大国，也不得不对其非洲殖民地进行“分类管理”：在定居殖民地（比如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仍旧坚持自上而下的集权官僚统治，而在法属西非和中非殖民地，法国人则最大限度地将行政、经济和财政自主权赋予非洲本土的“权力中间人”。比利时人更是将利用殖民地原有权力结构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写入其殖民地手册中：

我们必须利用当地的首领。他们知道当地的环境和风俗。他们的权力在当地民众中拥有合法性，这使得统治以及征税都更为容易。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保证民众处于当地首领的权威之下，在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个架构内……通过这种间接统治，殖民政府能够更为容易和确切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所有的领域中推进进步……通过地方首领进行统治，我们就要加强他们的权威，压制他们的分离主义倾向，同时镇压民众中对他们的不服从。^[16]

对于殖民当局而言，非洲本土的酋长们确保了当地民众的服从，降低了殖民统治的成本。对于这些酋长们而言，他们也从与殖民政府的联系中获得了好处，进而扩展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反过来又赋予了他们相对于殖民当局的自主权。正是通过一步步“嵌入”殖民统治之中，非洲内生的家长主义得以继续存活，并因与殖民统治机器的联姻而进一步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