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发展中国家政府责任的讨论不仅仅意味着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选举机制，也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绩效。在促进增长和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方面，不同国家尽管存在政体差异，但其政府是否负责任主要依赖于两个维度：第一是国家的自主性程度，即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制定并实现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政策；第二是政治动员的类型，即公众是否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而非维护意识形态或身份归属视作政治家的主要责任并以此标准来赋予政府合法性，选民是否根据政治家的治理绩效而非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来奖励或惩罚当政者。较高程度的自主性与绩效政治，使得威权国家也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现其政府责任，而弱国家与身份政治的盛行则使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缺少动力。
民主通常被认为能够促进责任政府的发展。民主体制下的当选议员与选民有直接的联系，选民的选票鼓励当选者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志，因而存在选民、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纵向问责。在横向层面，民主政体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各种分权制衡机制来实现问责[2]。在经验层面，发达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通常比威权国家的政府要更负责任。(www.daowen.com)
但是，在何种程度上，民主制度能够促进责任政府的发展呢？民主真的能够带来负责任的政府吗？不同类型的国家如何能够负责任以促使它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承诺要达到的目标呢？民主不仅仅是制度，同时也是政治实践和政策结果，反映了影响政府质量的日常政治。实现政府责任的多重机制并非运作于真空中。它们能否有效实践，以及是否足以驱使官僚机构和政治家对公众负责，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国家治理机制运行背景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问题是，限制或促进一国政府实现其责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尝试考察那些同样面临着问责挑战、政体类型不同的国家。这篇文章从治理的绩效出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和经验，尝试回答影响一国政府实现其责任的因素。中、印两国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相似之处，包括人口和领土规模、全球影响力、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尽管两国政体类型不同，但两国都面临着进一步提高政府责任、回应社会治理的挑战。本文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比较基础上，试图解释影响民主国家政府责任水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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