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来表现自身的存在和阶级统一性，这是因为党和工人群众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运作中，体现工人阶级当家的国家制度只不过是将党委做主的政治原则贯彻落实的手段罢了。正如鲍大可所言，党组织通过对各种基层组织的渗透、融合，实现了强而有力的政治领导^[42]。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工人聚集的领域运转的，因此对于政治阶级的理解就必须从国家政治层面回到工厂政治层面，进而在国家制度塑造的行动空间之中具体理解党与工人的关系、干部与工人的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

在职工代表大会的运转中，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工厂的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工作，确保职工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符合党的要求，工人群众的民主参与能够符合党所灌输的阶级性。1959年，某橡胶厂党支部专门为职工代表大会材料问题进行研究，其内容包括：生产计划的落实问题、职工生活问题、违反制度的处理规定、生产进度与劳动竞赛问题、组织机构设置问题、从工人中提拔干部问题、质量管理问题、车间与生产小组管理问题、会议议程安排等^[43]。党支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涉及工厂的方方面面，职工确实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管理；另一个是职工代表大会权限所及的工厂事务都事先经过工厂党组织的讨论，职工代表大会的政治过程必须在党委划定的范围展开，以确保职工代表大会不作出“错误的决定”。

党委在工厂中的政治领导建立在两个相互支持的条件之上，那就是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思想教育。工厂的党组织是工厂的政治核心，一般情况下，在工厂层面建立党委或者党总支、在车间建立支部、在班组建立党小组是常见的党的组织体系。这种依照层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垂直网络是共产党为了重新组织工厂而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为党的领导提供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则担负着从事思想教育的责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用组织的物质统一去巩固阶级觉悟的精神统一，反过来也是用阶级觉悟的精神统一去保障组织的物质统一。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的拥有者和灌输者，党在工人群众中的重要工作就依靠党的组织体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使工人群众获得阶级觉悟。只有当工人群众将党所宣传的思想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工人群众才成为政治阶级的一分子；同样，只有当工人在组织和思想上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时，党的政治领导才是成功的和具有正当性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才能按照党的意志运转。

党对工人群众进行的思想教育能否成功，同党员的行为和党从工人群众中挑选党员的行为密切相关。进而论之，只有当党员的行为符合工人群众对党员标准的认知时，党组织对工人群众进行的思想教育才会让工人群众信服。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工人能否成为党员取决于工人的思想觉悟，工人的思想觉悟是否已经符合了党员的标准，取决于党组织的判断而不是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判断。道理很明显，党才是阶级觉悟的拥有者和表述者，工人群众则需要在党的教育下获得阶级觉悟。由此可见，在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就围绕党员标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知。从先锋队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别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工人群众在思想觉悟上的落后是客观存在的；而从工人群众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别可能是一些党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所致。

1957年整风期间，有些工人群众对于一些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具体做法不满。一张题为《党支部征求群众意见是否形式主义》的大字报写道：“记得去年党支部召开群众会议，为吸收新党员和一些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要我们群众提意见，当时全体同志对某某工作不踏实、不肯吃苦、有捧上压下的坏作风，转正问题应加考虑。请问支部对群众意见吸取了吗？”^[44]另一张题为《想不通的一件事》写道：“直到今天，我还是希望支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因，既是吸收党员，本厂究竟是根据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吸收的？召开群众会议又是起啥作用？”^[45]一份题为《关于建党问题》的大字报则对党组织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总结：“（1）党员的八项准则有些变了样，至少在这些同志身上变了样。我感到都是从讨好领导进去的，如果是按照党员标准吸收党员，何至有送礼、吃的、喝的？（2）党员的质量降低，党的威信随之降低。不见胡某某、鲍某某、胡某某的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吗？胡某某的工作情况又是如何呢？引起同志对党的怎样的看法？（3）由于这些人入党，会使人们有这样的错觉，感到和旧社会的拍马相仿，多少助长了歪风。（4）由于某些党员的作风不正派，不但在群众脱离，而且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因此党支部今后吸收党员时要特别注意质量。”^[46]从工人的大字报可以得知，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的工作不仅影响到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而且影响到党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www.daowen.com)

如何判断工人是否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确实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是因为阶级觉悟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判断结果准确与否取决于党的干部自身的政治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先锋队理论的逻辑，党组织是判断工人是否具有阶级觉悟的主体，它不受工人群众意见的左右。为了强化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的工作，缓解工人群众对一些党员的不满，党组织能够采取的措施只能是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以期提高党组织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困境只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弥补，其后果则是延续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而非克服了困境。这种状况暴露出政治阶级的一个问题：先锋队本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但是为了使工人群众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党必须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且持续不断地教育工人群众并将其纳入先锋队的意识形态轨道，而当先锋队与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之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党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的影响。

既然党与工人群众在思想觉悟上的差距是始终存在的，党对工人群众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将所有工人群众纳入阶级觉悟的轨道，那么在工厂政治中工人群众也就不可能始终以思想教育的内容作为行动标准。共产党是承认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思想觉悟差异的，工人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而党的干部则“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47]。工人群众与党之间的这种差别，如果不能通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得以解决，那么就只能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形成有关决议。正如张静的研究所发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在工厂政治中实现利益表达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工厂内部“社会政策”的法定渠道^[48]。就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设计来分析，职工代表大会不可能完全解决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差别，因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贯彻党的政治领导的政治形式，党委做主是工厂政治过程的基本特性。在没有政治运动刺激的平常时期，工人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会选择抛开正式的制度形式，转而寻求实用性的私人关系^[49]。

实用性的私人关系同样是党委做主的衍生物。党作为工厂政治中的领导核心，其作用是党的干部来实现的，党的权力与党的干部的权力往往难以区分，于是积极地向握有权力的干部靠拢、获取干部的信任就成为有些工人群众的选择。工人群众借助自己同干部的私人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在工厂政治中以自己的行动为干部的工作提供支持，因此在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依附关系。由于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依附关系是在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依附关系夹杂着政党忠诚与私人忠诚、组织与非组织、公与私等多重因素^[50]。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依附关系在工厂政治中越是有效，工人群众就越是会选择借助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来实现利益诉求，其后果则是严重的：一方面，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会逐渐破坏党的组织体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工人群众会越来越轻视用以解决利益差别的正式制度安排，从而使正式制度安排失去运转的动力。而这两个方面的后果则导致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内容越来越少，其所体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阶级权力、阶级统一性越来越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上。

党组织的弱化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虚化促使政治阶级发生变异，当工人群众无法通过党组织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运转形成政治阶级时，工人群众固有的分散性质就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在工厂政治中，依附关系不仅使工人群众围绕握有实权的干部分裂成若干个小集团，而且将工人群众分裂成紧跟干部的积极分子和自我保护的消极分子。消极分子不追求政治表现，也不刻意发展同干部的私人关系，只是抱着避祸的心态去应对各种政治活动。工人群众围绕握有实权的干部形成非制度化的小集团。工人群众围绕政治态度而形成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差异，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最具政治重要性的社会结构性分野”^[51]。在国家制度所代表的阶级完整性和阶级统一性之下，作为政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并非是高度统一的集团，而是分散的集团。政治阶级的此种特性一方面说明了高度统一的先锋队在政治阶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先锋队在灌输阶级觉悟、塑造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方面的成效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组织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被“革命”抛在一旁甚至被视为“革命”的对象时，工人群众之间的分裂以及工人群众不同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将借助国家制度组织起来的政治阶级的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