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在城市建政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将工作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开展工作“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他坦承在党内存在以为城市工作要依靠贫农群众、资产阶级的糊涂认识^[16]。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在城市开国建政的基本方针确定下来，是在有意识地回应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期与城市工人阶级相疏离，党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组织工作相对弱小，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领导都相对薄弱，因此党必须壮大其在工人阶级中的组织体系，增强其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力；二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即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党必须建立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使工人阶级形成为自觉自为的政治阶级。

当共产党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方针时，城市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却将共产党置于难以依靠工人阶级的境地。在共产党开国建政之时，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的10%，产业工人的总体规模不超过400万，即使加上1 000万传统手工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总数也只占全国总人数的3%而已。规模有限的工人阶级分布在沿海和长江流域的港口城市中，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工人也就很难实现在不同的工厂、城市之间流动，工人彼此之间的隔离阻碍了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阶级联合的出现。因此，工人阶级远未发展成为社会中有着共同形象的阶级^[17]。传统的帮会势力的渗透也是工人阶级的显著特点。朱学范在谈到上海工人阶级中的帮会势力时写道：“职工大众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电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人数可能更大些。若将入帮会的职工人数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地方帮口如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江北帮等等的人数，那在全市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18]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的不充分和中国传统因素的强大影响，使得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认为：“以产业落后之原故，中国的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留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需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19]由此可见，如果说确立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方针是共产党开国建政之后在城市建立政权的理性选择，那么塑造能够依靠的工人阶级更是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的理性选择和根本性任务。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需要工人阶级，于是在开国建政之后便开始了一个从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阶级动员、民主管理和工业化等相互交错的过程，将工人阶级塑造成为适合党执政需要的政治阶级。

阶级动员是从挖掘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开始的，农民战争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但是工人阶级也曾有过革命实践活动，因此宣传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及革命传统，就成为论证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巩固新政权的关键环节。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宣扬工人阶级的革命史，其基本逻辑是将铁路工人的“二七”罢工、安源煤矿工人的革命斗争、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抗争、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等典型事件，表现为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史。宣传革命传统的基本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赋予工人阶级以最革命、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最有前途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是塑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叙事。

塑造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只是阶级动员的一个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通过思想教育将革命传统内化为工人自己的价值观念才是更为重要的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中共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加强工人群众思想教育的文件，党认为工人群众长期缺乏革命实践的锻炼，“我们以前在工人群众中又很少工作，因此工人群众虽出于阶级本能易于接近我们，但并不是立刻就能发生企业主人翁的意识和感觉，而是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启发教育工作，揭破敌伪和国民党的一切欺骗，以及旧社会的一切愚妄成见，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用工人群众的切身事实，去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如过去采用过的坦白诉苦、上大课、讲政治等方式）”^[20]。为了改造工人群众的思想观念，培育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党连续发起了数个政治运动，采用了积极分子诉苦、痛说家史和革命史、老工人现身说法比较新旧社会的优劣等情感动员方法，以期实现党的政治宣传同工人群众的社会体验最大程度一致的效果。

思想教育绝非计日程功的工作，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毕竟是从工人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而且工业化进程在不断地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党必须持续地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共中央在1957年发出了《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最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发展很快，新参加到工人队伍中来的，有农民、青年学生、转业军人、城市贫民，并且还有少数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和无业游民的分子。在一些新的工业城市和新建的企业中，工人队伍中这种新成分占着绝对的多数。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组织的这种变化，经过长期生产锻炼和阶级斗争锻炼的老工人成分相对减少，新参加进来的成分又多半带有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性、纪律性就不能不发生各种不良的影响。这种新情况，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加强对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21]当然，思想教育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教育的内容同工人的社会体验相一致的程度。因此，党在持续强化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在持续强化企业的民主管理，试图通过阶级动员与民主管理制度的契合效应来把工人阶级塑造成为政治阶级。

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是共产党在建国之前确定的方针，进城之后开始在全国推行，并且认为实行民主管理不仅是新民主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而且是启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觉悟的基本环节^[22]。李立三对阶级动员与民主管理之间的关系有过说明：“要使每个工人懂得自己做主人翁了并不容易。他们不了解的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做工，一样拿工钱，甚至还少了，从前曾压迫我们的人还是站在我们头上，说我们当了主人是吹牛皮。’我们讲的这条真理工人很难了解。因而首先要在管理制度中起改变，使每一个工人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劳动者，他可以参加生产管理，任何工人对工厂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好的意见可以立刻实行。工厂管理规则从前是厂长和少数几个人商量拟定的，现在要通过大家讨论，管理规则变成群众公约，不只是厂长想的，而是大家提的意见，大家想的。生产计划由厂长、工程师订好，然后到群众中讨论，大家发表意见，想办法如何执行。只有这样改变，工人才会了解‘我不单是作工了，而且是做了主人翁’。”^[23]管理制度的改变就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则是从推行工厂管理委员和职工代表会议开始的。(www.daowen.com)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为了实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业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所选出的代表（相当于其他委员的数量）组成之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在上级国家企业领导机关之下，为工厂或企业中的统一领导机关，由经理或厂长任主席，讨论并决定有关工厂或企业管理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24]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根据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决议制定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实施。该条例对工厂管理委员会主要作出如下规定：（1）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名额根据工厂大小而定，一般以5至17人为宜；（2）在工厂管理委员会内部组成常务委员会，由厂长、工会主席和管理委员会推选之委员组成，厂长为主席；（3）管理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以厂长的命令颁布施行^[25]。该条例对职工代表会议作出了如下规定：（1）凡是职工超过200人的工厂都须建立职工代表会议，不足200人的直接召开职工会议；（2）职工代表会议是工厂管理委员会的监督机构，“有权听取与讨论管委会的报告，检查管委会对于工厂的经营管理及领导作风，对管委会进行批评与建议”，可以对工厂的行政工作做出决议，经过管委会批准后以厂长命令的形式实施；（3）职工代表会议是工厂工会的代表会议，工会必须执行职工代表会议做出的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26]。

1956年秋，在经历了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一长制还是党委制的争论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企业行政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职工民主参与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57年春，中共中央在《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并且赋予职工代表大会在生产、技术改造、财务、工资计划、生活福利、人事任免等一系列事务上的决定权或否决权^[27]。至此，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工人群众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并且贯穿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同阶级动员和民主管理相交错的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是国家推行的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工人规模较小，因此推行工业化、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就成为共产党塑造政治阶级的重要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共投入资金766.4亿元，折合7亿两黄金，兴建大型项目156个，限额以上项目598个，到1957年产业工人的规模达到1 406万人。到了1978年我国产业工人的总数达到12 339万人，而到了1992年产业工人的规模则达到了26 074万人^[28]。壮大产业工人的队伍只是工业化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则是党通过何种方式将队伍不断壮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对此，党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单位体制作为组织工人阶级的制度形式。单位是国家改造社会、渗透社会、控制社会，最后将社会转化成为国家组成部分的制度形式，于是“它既是国家行政组织，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的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组织’是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维持国家统治即命令统治的手段或工具。这种统治结构本身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29]。由此可见，单位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基层政权的一种类型，是总体国家政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微型国家”。

以单位制度为基础建造的“微型国家”是工人群众聚集的场所，工人被整合进单位体制后获得了国家职工的身份。国家职工是一种复合性质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工人享有民主参与的政治权利，但是政治权利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也是为了论证国家权力的阶级性质，论证党的领导地位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工人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利，其基本内容涵盖工资收入、生活福利、社会服务等一系列同工人生活直接相关的条件，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是由国家直接提供和保障的。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需要和社会交往几乎完全依赖于单位，作为国家职工的工人高度依附于国家。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人阶级在工业化的塑造下，一方面得以壮大其规模，另一方面则通过单位体制组织起来，从而被整合进国家政权之中。与此同时，党持续不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教育，并且借助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工人群众的民主参与，以激发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主人翁的政治体验，于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人阶级便在国家制度的组织之下实现了“物质上的统一”（列宁语），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思想教育下实现了阶级觉悟的制造和精神上的统一。共产党在开国建政之后通过阶级动员、民主管理、工业化等相互交错的过程塑造的工人阶级，就是适应党执政合法性论证需要的政治阶级。正如魏昂德所言，党和国家从上至下塑造的工人阶级是与其先辈完全不同的“第二个工人阶级”^[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