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分析阶级问题时认为工人阶级存在“自在自发”和“自觉自为”两种存在形态，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3]自在自发的工人阶级是资本所创造的具有同等地位和共同利害关系的阶级，其表现形式是社会结构中的工人群体；而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则是主观上已经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害关系的阶级，其表现形式是组织起来、具有集体认同、展开共同行动的社会集团。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工人形成为阶级，即从自在自发状态转化成自觉自为状态，然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马克思意识到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如何使规模巨大的工人形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的形态等重要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列宁以马克思的思想为起点并根据俄国和西欧的革命实践经验，开始从理论上逐步回答上述问题。

列宁认为，工人群众自身是无法产生自己的阶级意识即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最多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仅仅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必须从一切阶级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形成，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只能从工人阶级所处的生产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必须分派自己的队伍到工人群众中去，积极地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4]。列宁所说的阶级意识是关于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图景的政治知识，也就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因此阶级意识就具有特殊性质，“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5]。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性质，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拥有者和表述者。

在共产党的理论逻辑里，获得了阶级意识还不足以形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除了获得阶级意识以外，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成为集体行动者并向资本主义秩序发起挑战，只有如此，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才得以形成。但是，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组织不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组织，资本主义在生产技术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分工和团结协作的原则确实将工人群众组织了起来，然而这种类型的组织是服从于资本统治需要的。马克思指出，工人“一进入劳动，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6]。在计件工资机制的作用下，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工人群众被驱使到追逐个人利益的轨道，这就意味着工人群众同意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被整合进了工人群众之间的冲突之中，于是工人的阶级属性和共同利益就被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组织掩盖了。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工人群众的组织得到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配合。资本不仅统治着生产领域，而且掌握着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国家不仅充当惩罚者，依靠暴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威慑，而且充当教育者，依靠意识形态领导权对工人群众进行规训。当然，国家的教育者角色需要得到学校、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私人俱乐部等社会组织的配合。葛兰西在分析资本对工人群众的统治时指出，现代国家存在两个上层建筑，一个是政权或曰政治社会，另一个是由学校、政党、工会、大众传媒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成的市民社会^[7]。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绝非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而是利用其与国民之间的联系潜移默化地将资本的意志灌输给国民的组织。由此可见，资本在生产领域、市民社会、国家结成了一张按照资本统治需要来组织工人群众的大网，在其制约下工人群众只可能被压制在自在自发状态，不可能转化为自觉自为状态，所以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必须要由一种特殊性质的组织来打破资本的统治网络，同时能够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

能够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成为自觉自为阶级的是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民主集中制，按照这种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不仅锻造成了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队伍，而且能够发动革命来打破资本的统治。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8]先锋队的“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思想一致的特性，使得共产党成了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理想形象。作为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整个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形成之前形成的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并且将进一步教育、动员、领导整个工人阶级转化到自觉自为的状态。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共产党的理论逻辑里，工人群众是不可能自己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组织性都是由共产党启发并且灌输给工人群众的；工人阶级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支革命大军向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发起挑战并将其推翻的。因此，共产党是工人群众能否形成自觉自为阶级的决定性要素，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的拥有者和灌输者。进而言之，工人阶级的形成一方面要求工人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则要求党将阶级性灌输给工人阶级。而这两个条件的实现都集中在一点，这就是党必须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作为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是党同工人群众的结合体。

作为党和工人群众结合体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国家之后就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用列宁的公式表达就是“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9]。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占有了国家权力，并且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工人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就两者关系而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的拥有者、表述者和灌输者，理所当然要以领导者的身份掌握工人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以，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苏维埃制度只是共产党实现领导的工作机构，共产党领导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内容。列宁在论述新国家时就坦言：“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0](www.daowen.com)

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体，但是共产党毕竟不同于工人群众，“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11]。共产党同工人群众之间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共产党不同于工人群众，所以才需要先锋队通过动员、教育、组织去塑造工人阶级，如果无视党与工人群众间的差别就意味着否定了先锋队政党存在必要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先锋队与工人群众有差别是因为党是少数优秀分子组成的、拥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同工人群众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很有可能导致党同工人群众形成隔离状态即脱离群众。于是，党塑造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就将党推到了一个困难境地：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的拥有者和工人阶级形成的决定性要素，党始终存在脱离工人群众的可能性；而如果党脱离了工人群众，那么工人群众就无法形成自觉自为的阶级，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形成，那么党就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也无法论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正当性了。正如斯大林的分析所言：“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12]由此可见，约束党脱离工人群众的可能性、保障党与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为了解决党与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的问题，从而保障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共产党在开国建政之后采取了制度建设的方式，也就是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并依靠其运转来协调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具体而言，国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将工人群众聚集的工厂改造成为承担政治与行政职能的“微型国家”；其次，在工人群众聚集的“微型国家”里建立党的组织体系，承担政治领导、阶级动员、思想教育的责任；最后，在工人群众聚集的“微型国家”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以体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权力。可以说，以制度建设的方式保障党与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的努力，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即将国家政权的特性贯彻到工人群众聚集的领域，其后果是将工人群众塑造成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将工人群众聚集的领域塑造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从而为国家政权的巩固塑造了阶级基础^[13]。

笔者认为，在国家制度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和党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政治阶级是在党的动员、教育、组织下形成的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14]。迈克尔·曼在描述阶级存在形态的变化时提出了政治阶级的概念：“阶级一般仅仅是‘潜在’的：主人、劳动者和其他人相互之间展开斗争，但通常是半隐蔽的，深入性的，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地区层次。大多数广泛性斗争发生在部门之间。但是，当阶级关系逐渐占了上风时，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即出现‘广泛性’阶级。阶级关系有时是‘对称’的，有时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广泛性阶级通常首先出现：唯有有产者广泛地组织起来，而劳动者则局限于地区性和部门性组织。然后，在对称的广泛性阶级结构里，两大阶级都在相似的社会空间范围组织起来。最后，我们看到组织起来控制国家的‘政治阶级’。”^[15]在迈克尔·曼看来，政治阶级是组织起来控制国家的自觉自为的阶级，这种认识是同本文对于工人阶级的分析一致的。但是，迈克尔·曼只是将政治阶级作为一个描述概念，本文则试图推进一步，将政治阶级作为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

所谓政治阶级就是在共产党的动员、教育、组织下形成的，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行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最终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政治阶级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自觉自为形态，它在政治实践中以国家权力的占有和对这种占有进行合法性论证为轴线，建立了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阶级权力的国家制度，也借助这个国家制度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作为政治阶级组成元素的工人是国家职工，其政治权利服从于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需要，其经济社会权利则是由国家直接保障工人的生活需求。

作为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为有以下几个层次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国家制度。政治阶级是在国家制度的基础组织起来的，也是以国家制度作为自身存在的表现形态的，因此，分析国家制度的特性是理解政治阶级的基础。第二，共产党。党是政治阶级的阶级性的掌握者，工人阶级也是在党的动员、教育、组织下形成的，因此，党是政治阶级能够形成的决定性要素，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政治阶级的本质属性。第三，民主管理。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阶级，必须能够在工人聚集的领域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否则不足以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阶级权力；但是，工人的民主参与作为一项政治权利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存在的，而是为了支持国家权力、论证党的政治领导的正当性而存在的。第四，“微型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工厂被塑造成为具有政治与行政职能的“微型国家”。“微型国家”一方面要履行政治控制的职能，因此“微型国家”如同总体国家一样，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为工人的民主管理提供渠道；另一方面要承担实现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职能，因此“微型国家”要为工人提供广泛的工资收入、生活福利、社会服务。第五，生产政治或工厂政治。作为党和工人群众的集合体，政治阶级既有在党的领导下所呈现的一致性，又有工人群众自身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因此，工人同党的互动、工人同干部的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等都是理解政治阶级的重要环节。

在澄清了政治阶级的分析框架之后，本文依托政治阶级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状态，以期能够在经验层面对政治阶级的分析框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