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积累，似乎有两个故事。

一个是西方的故事。新自由主义与“去监管化”的国家，让工人失去国家体制和立法的保护；“非工会化”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移民工、临时工和派遣工缺乏工会的庇护；经济危机与产业空心化，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议价能力。

对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而言，他们在政治领域的权利逐步上升，在生产领域的权利却逐步下降。工人可以对政治家说“不”，却不能对企业家说“不”。具体表现为：一是工人运动的式微，新社会运动的兴起^[25]；二是工会的利益集团化，阶级色彩逐渐淡化，大量的移民工人被排斥在工会之外，工人出现原子化趋势，工人在资方面前越来越弱势；三是工厂体制的变化，弹性积累，灵活用工，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逐步转变为无组织的“新穷人”。

与无产阶级相比，新穷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他们缺乏基于职业和工作之上的认同感，不少人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合同，他们以临时工、派遣工、散工的身份参与劳动过程，更像是工厂体制的外围成员。新穷人通常不是工会成员，缺乏集体行动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散兵游勇，游走在失业的边缘。经济景气时，他们尚能有一份聊以糊口的工作；经济衰退时，他们只能坐以待毙，等待经济海啸卷走自己仅有的一切。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新穷人再也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组织起有力的工人运动，只能以近乎嘉年华的形式象征性地占领华尔街。新穷人模模糊糊知道问题之所在，但没有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的方案，也没有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归根结底，新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各行各业边缘人组成的“乌合之众”。

工会的力量也在削弱。1981年8月3日，美国机场管理人员罢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收入，并要求将每周工作时间限定为32小时，持续3天的罢工使得每天1.4万多次航班中大约有一半停飞。8月6日，里根总统宣布这次罢工危害国家安全（peril to national safety），解雇了11 345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air traffic controllers）。通过解雇参加罢工的机场的管理人员，政府成功地平息了自1970年邮政工人罢工以来的最大联邦雇员大罢工。参与罢工、拒绝复工的员工被终身禁止从事航空业，代表机场管理人员的工会组织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PATCO）也被解散。这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20世纪劳工史上标志性的事件。

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美国有11.8%的工薪工作者——也就是1 480万人——是工会会员，这一数字低于1983年1 770万人——占工薪工作者20.1%——的水平。但是，这还是包括了公共部门会员队伍在内的数字。实际上，公共部门的工会成员比例一直是稳中有升的；私营部门工会会员数量的减少则极为显著，只有6.9%——720万人——是工会会员，比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26]。社会学家罗森菲尔德（Rosenfeld）估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三分之一可归因于工会的削弱^[27]。

另一个是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故事。“竞次游戏”（race to the bottom）导致“亲资本”的政府，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而劳工却无法实现跨国联合，一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而不注重对工人利益的保护，甚至为了取悦资本而不惜损害劳工的合法权益^[28]。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使得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代工产业利润微薄，资本家的让利空间有限，脆弱的生态导致劳资的零和博弈。(www.daowen.com)

以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例，该企业也积极运用弹性积累的策略来节约成本：“我们要么把零部件分包给其他生产商生产，要么我们自己研究、生产零部件。我们甚至和工厂附近的矿厂都签有生产合约。”^[29]商业整合对于富士康的扩展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垂直整合方面，富士康通过综合两个项目为顾客提供性价比优势。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中有两类生产厂家：第一类厂家提供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线路板、数据存储器、显示器等的组装服务；第二类厂家提供电子产品零部件制造服务（附件或电子产品外壳）。富士康把这两个以前分开的部分整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效的商业模式^[30]。

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来看，富士康是处于下游的制造商，面对旭电（Solectron）、伟创力（Flextronics）等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不得不接受苹果、惠普等高科技企业的廉价代工费。然而，从国内的生产链来看，富士康又是不折不扣的垄断资本：一方面，富士康在其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等厂区实行专制型工厂政体^[31]；另一方面，通过垂直整合，富士康巧妙地将利润率危机转嫁给下游的企业，而这进一步恶化了工人的境况。

2010年1月至8月，富士康陆续发生了17起自杀事件，造成13死4伤，所有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年龄均介于17到25岁。这一系列惨剧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连环跳”事件。然而，自杀者的生命并没有对富士康工人的境遇产生实质性影响。富士康采取了空间调整的策略，在中国内地和越南等地开设厂区，甚至还开始用机器人代替一部分简单劳动。

实际上，西方的故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故事就是同一个故事，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集权化的全球市场（centralized global market）。全球化推动国际性网络企业（international network enterprises）的发展，这是一个服务于弹性积累的商业网络，看似平等，实际上是“大鱼”与“小鱼”的暂时性联盟，“大鱼”风光无限，“小鱼”勉力维持，而食物链最底端的劳工则是最大的受害者。网络企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导致劳动条件与劳动契约的个体化，每个人得到的合同都不一样并且彼此保密。但总的趋势是全时、稳定、追求职业生涯的核心工人愈来愈少，兼职的或高流动性的边缘工人越来越多。

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获得更大的主导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民族国家的法律规制。通过集权化的市场，弹性积累帮助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利润率危机。然而，弹性积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功能性的穷人”，这实际上就是波兰尼所指出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而劳动力注定只是虚拟商品^[32]，因为劳动力的载体同时也是人和公民，对劳动的贬损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