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使得弹性积累得以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德里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又称为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即生产的跨国化和生产过程通过合同转包的全球化，新技术使资本和生产具有一种全新的流动性：为了追求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社会与政治干预的自由、生产似乎在不停地改变其位置——这就叫做灵活生产”^[13]。在西尔弗（Silver）看来，这也是资本主义为克服利润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矛盾所采取的空间解决策略，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劳动条件保护完善的地区向劳动保护薄弱的地区流动。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市场的干预通常有三种策略：一是生产外包，跨国公司拥有品牌，将产品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同时对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二是推进非正规就业，广泛使用非全日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家庭代工等方式，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短期化，工资和劳动条件不受劳动法律保护；三是开发非工会化的劳动力市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的口号^[14]。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而服务业外包给印度。当你在美国打售后服务电话，接电话的人可能是印度口音，她并不是美国的新移民，而是新德里或孟买的印度人。资本走到哪里，弹性积累的体制就走到哪里。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区分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以公平竞争为主要特征，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人人都能参与竞争，并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资本主义则不然，其核心特征是垄断，本质上是反市场的，资本主义是少数人的游戏。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少数资本家参与其中，这些资本家拥有选择（投机）的可能，他们随时可以放弃某个行业，投身另一个行业。不同于市场经济的专业化，大资本家很少专营某个行业，而总是力图横跨商业、生产和金融等多个领域，因为这样才能攫取超额利润^[15]。市场经济需要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就给了中小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因为可以通过细分市场来提升竞争力；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大企业通过跨界的兼并和控股，以及对供货商的垂直控制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是追求垄断的，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布罗代尔的这一区分非常富有启发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是平等的交易网络，交易主体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市场也存在一个等级体系（hierarchy），上层是垄断资本主义，下层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两大经济系统的利润形成机制是不同的：前者自上而下地进行利润分配，而后者则通过同行竞争产生利润。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centralized）的体系，垄断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而市场经济中的分包商和临时工则处于从属地位^[16]。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掀起生产组织革新，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加工与组装、销售和市场被分散到不同的公司和代理商，这种生产链被称为合同生产网络化（contract production network）。中国的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格里夫（Gereffi）将全球商品供应链分为买家主导和生产者主导两种，在目前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中（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上游品牌企业不断地把订单向下转移，生产者处于劣势，劳工权益不断被压缩，这种合同生产网络化也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风险和转移了劳资冲突^[17]。(www.daowen.com)

当我们研究市场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基于平等交易的横向市场（horizontal market），更要看到基于资本权力和技术垄断的垂直市场（vertical market）。苹果公司与富士康公司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苹果公司将手机组装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公司，由于富士康存在众多的潜在竞争者（譬如其他第三世界的厂商），所以富士康的议价能力非常低下，不得不接受苹果公司微薄的代工费和苛刻的工期。作为企业，富士康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了盈利就必然要成为血汗工厂，建立准军事化管理的工厂体制，最大限度地盘剥工人。根据《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研究报告，iPhone手机利润分配图显示，去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58.5%的利润，原物料供应国占21.9%的利润，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了4.7%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18]。在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当中，上游企业有充分、可观的利润，而下游的分包商利润微薄，必须以量取胜，并尽可能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可以在劳工问题上保持优雅的姿态（甚至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雇用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对外包商进行监督），而下游的富士康及其供应商则“吃相”难看。

贾文娟的研究则发现：珠三角一家国有重型工业企业之所以采用弹性雇佣，引入进厂包工的模式，是全球产业链分工锁定的结果。企业对包工队的依赖意味着对简单劳动的依赖，这种依赖与该厂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息息相关。这家老牌国有机械制造企业成为德国某盾构机械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之一。对于代工厂来说，完成订单规定的出货任务、而非自主研发是最主要与最紧迫的任务。后发国家的代工企业在跨国企业的品牌控制和技术封锁下，容易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环节。2008年金融危机为该厂生产带来难题，德国品牌商的订单弹性愈发加大，任务量频繁浮动，订单时有时无，交货周期却越来越短，于是厂方迅速扩大厂内包工队的规模以满足这种弹性生产的需要^[19]。不难发现，在这样一种跨国产业链当中，上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通过技术、品牌和资本形成垄断和主导地位，下游则是第三世界的企业，这些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价格战来争取上游企业下达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