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工人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群体解体了，他们离开了工厂，离开了集体宿舍，一句话，离开了工人组织化的环境。另一支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农民工崛起。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第一线的产业工人，却仍然要为他们正式的工人身份斗争^[23]。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他们不被认为是与国家根本利益一体化的群体或曰阶级，只不过争取权利的斗争将原来泾渭分明的界限模糊了。

无论如何，中国工人群体已经发生了根本分化，分化为国营企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李静君将其概括为“夕阳产业工人”与“朝阳产业工人”^[24]。两者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下岗职工的诉求是波兰尼式的，也就是因失去工作、“为了工作”而抗争，即所谓对市场化脱嵌的反对；农民工的诉求是马克思式的，也就是“不满工作”而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工的力量”^[25]。下岗职工的诉求，根源在于政策没有落实，往往针对地方政府，天然具有抗争性；农民工的诉求首先针对企业主，源于利益冲突，只有在双方冲突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会吁求政府干预，从而上升为抗争。从这个角度，下岗职工的斗争更具政治性，但是他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建构性陷阱——时间。

大部分政策未落实的下岗职工，都已届退休年龄。这是他们抗争的“终点”。一旦步入退休年龄，他们就被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届时所有的诉求都将失去正当理由，化为发思古之幽情的抱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于这一时间上的规定性，一些地方政府对下岗职工的抗争采取拖延、不闻不问的策略，将时间消耗至他们的退休红线，最终让下岗职工的抗争偃旗息鼓，就连曾经为下岗职工权益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陷入静默。“国营职工”很快被遗忘，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更新运动的如火如荼，中国的重工业遗址也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命运^[26]。两个进程叠加在一起，导致关于中国工人的集体社会记忆不久将灰飞烟灭。

可以说，对于这部分中国工人，比边缘化更可怕的是静默与冷漠，属于大工业时代的中国工人的终极命运就是这种可怕的静默。在笔者长期对这些老工人的访谈中感受到，他们最大的抱怨，不是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的下降。比如，事实上在一些南方城市，老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并没有像中西部或者东北的下岗工人那么严重，因为市场网络的发达使他们很快找到了工作，或者他们的子女都有较好的出路，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他们的被忽视、被遗忘，源于他们长期以来身份建构的消失：工人被抛离了原来的一体化国家体系，由他们来代表“工人阶级”的符号意义正在消失。与此同时，由于下岗职工一代的退场，无论是来自海外还是国内工人研究的力量，都对他们保持了惊人的忽视。

同样是边缘化，农民工则在社会舆论场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对农民工的研究使那些苦于在传统国营企业劳动关系中找不到理论参照的学者终于找到了出路：作为中国劳动关系的替代选择，农民工问题足以满足这些深受西方知识谱系影响的学者长期以来对所谓劳资冲突的模式化解释。这时候，来自于经典社会学理论诸多抽象的术语，以及“社会学的想象”，都可以不加排斥地应用于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之中。相关的研究，既能激发起劳工研究者的道德激情，又能广泛引起决策者和国内外社会活动家的关注，产生出政策效果，亦有可观的著述发表。与前述国营工人研究的冷清相比，笔者倾向于称这种工人研究中的选择性偏向为一种“理论功利主义”。

笔者把这种研究与现实进程的结合，称为中国工人的重新建构。其后果之一就是将中国工人重新置于经典的劳资关系阐释框架之下，让工人重新面对资本，将其建构为一个新的“阶级”。诚然，目前中国工厂政体中存在的劳资关系，表面上确与马克思笔下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定程度上在这里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极容易给人一种“阶级回归”的印象^[27]。但是，就在呼吁“让阶级分析回归”的同时，他们其实在建构另一种话语：与市场化之前将工人建构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相对，这些理论正将中国工人构建为一个充满哀怨的、边缘化的群体，新产业工人永远都认为自己是被“领导阶级”排斥在外的另类群体，而不再是一体化国家体系的构成力量。在中国语境下吁求“工人阶级”的努力，其实是要以阶级的名义，在传统的中国与家庭关系中塑造一支新的“社会”力量，从而改变中国原来“无需社会”的体制。

这对于中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经验，有关的理论资源只能来自西方知识谱系。然而，以知识界喜新厌旧的本性，他们倾向于借鉴的，多为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已经将劳资关系制度化之后产生出来的理论成果，其中以布洛维最为受落，尽管他对“制造甘愿”过程的描述略显轻佻。布洛维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将劳资冲突关系置于生产空间和生产过程中予以考察。资本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中，而且直接体现在生产过程的身体控制中^[28]。布洛维将源于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演化为一种“生产的政治”，将劳资冲突诠释为生产线上的“管理冲突”。尽管布洛维对生产政治的研究不乏批判，但生产政治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再生产。马克思哲学意义上作为现代性消解力量的“无产阶级”，在这里已荡然无存。

布洛维的追随者似乎没有领会到工人政治研究的这种变形，甚至乐于拥抱这种“从龙种到跳蚤”的理论退化，其后果就是将工人政治转化为“劳动政治”。“劳动政治”这一术语的发明，本意也许是为了规避臆想中的官方学术干预，却恰恰暴露了相关理论工作者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如前所述，一方面就在于其旨在构建一个与传统“工人阶级”概念相对的工人职业群体，而不是将工人群体视为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旨归无疑将主导中国工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取向，即将工人塑造为边缘化的抗争群体。另一方面，劳动政治，而不是工人政治，将工人的政治活动归结为纯粹生产线上的管理斗争。这种见识虽然符合福柯以来流行的权力“治理术”实证谱系，但生产线政治无疑正是工人身份建构边缘化的理论回应，中国工人被构建为弱势群体，局限于工厂范畴的群体。生产过程的剥削与控制，虽然是更直接、更迫切的压迫体验，但是从社会抗争理论的角度，在抗争“框架”中自我设限的群体，其诉求往往也是最容易处置的。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者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个案研究不可避免的碎片化，而这也正是“劳动政治”局限性的体现。布洛维对此不无警觉，才提出所谓“拓展个案法”，让单一个案研究建立的假设更具有广延性^[29]。然而，“拓展个案法”很容易被滥用。一人、一时、一地、一厂、一行业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是被研究者建构出理论意义的。不难想象，研究者进入厂矿企业、与生产线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如此难能可贵，田野调查的所获与艰辛的付出不成比例，已是工人研究的常态。在难以割舍手边任何一份原始资料的条件下，研究者付诸“社会学的想象力”，将这些碎片化资料编织起来，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研究路径。

这种理论建构方式，很容易让研究者站在道德高地，对资本的力量予以谴责，并以救世主或者维权英雄的身份，去呼吁甚至直接参与工人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工人抗争运动的参与者还是阐释者，都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殊不知他们并非马克思的传人，而确乎是拉萨尔的传人。在一个健全的国家体系中吁求工人的福利和权利，以至于将工人身份局限于拥有自身“合法权益的”职业群体，正是拉萨尔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所极力批判的。马克思的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0]，常常被理解为是为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合理性的辩护。然而恰恰相反，阐释者们忘却了马克思批判和反讽的文风，马克思岂是汲汲于“存在就是合理”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的真正意思，当然不是说权利取决于历史社会结构，而是批判地指出为权利或者仅仅为权利而斗争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只为了权利而斗争，那么工人将永远无法摆脱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给工人的限制。换言之，倘若工人政治只剩下维权一途，它就不可避免陷入拉萨尔主义的窠臼。工人政治的意义，是对现代性的根本扬弃，这也是中国工人政治在漫长世纪苦苦寻找的解放之路。只有在这一个层面重新建构工人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将工人阶级重新引入政治生活的中心。

【注释】

[1]参见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4]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5]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图书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

[6]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7]关于“半殖民地”政治，参见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8]中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委员会编：《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29—38页。

[9]麦金农：《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李卫东、罗翠芳译，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70—71页。

[10]史国衡：《昆厂劳工》，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18页。(www.daowen.com)

[11]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12]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14]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5]参见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6]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7]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第3册，第8页。

[18]同上书，第4—5页。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77—78页。

[20]参见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21]参见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程农译，载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2]参见熊秉纯：《客厅即工厂》，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23]参见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争取公民权》，王春光、单丽卿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4]参见Lee Ching Kwan，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25]参见Beverly Silver，Forces of Labor：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6]参见白青峰等：《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

[27]参见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李友梅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28]参见迈克尔·布若威（布洛维）：《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29]参见迈克尔·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3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