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由此确定。

对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涵义应有明确的理解。显然，工人阶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工人”这个职业群体，基本上通过固定工作制上班领取工资的人，或者称为“吃公粮”的“公职”人员，都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广大职工、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他们与“农民阶级”构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大部分，加上人口不多的“爱国者”，就构成了中国“人民”。

从这一个角度，“工人阶级的领导”并非虚语。它确立了工业领导农业、城市引领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格局。将工人阶级的内涵扩大，以及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区分，都是为了强调一种利益属性、一个行为指引，即：强调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相对于国家，其行为取向可以有所不同，农民是相对独立于国家体系的，工人阶级则是与国家体系同一的，不存在工人阶级独立的利益；同理，工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这些职业群体的根本利益是一体化的，相对独立化的取向不仅不可取，而且是危险的。

与“工人阶级”话语建构相随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城市工人群体的实质性成长。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结构在数量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工人群体的异军突起。至于在质量上，也许有人会说是家族力量的消亡。

若不出李鸿章所料，晚清中国遇“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一变局之根本，就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国并非马克思笔下典型的阶级社会，诚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官民对立，而非地主与农民的矛盾^[14]。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而不变，非谓中国无进步、无改革，而是指中国这一主体社会结构无飞跃性的变化。受这一依赖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寻常之处，正在于缺乏现代取向的主导阶级领导，致令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转型无法统一，而陷入革命的循环之中。以所谓“阶级”眼光看，则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维新变法的地主改良，以及各种社会力量联合发动的辛亥革命，皆未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支配性阶级。以时人的历史眼光，现代的社会阶级，无非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二选一，后者当然是首选。由工人引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作为新型社会的阶级基础，遂成为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建国早期，对旧产业、旧工厂和旧工人的改造，使之适应新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就成为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场改造运动的社会后果就是，国营企业成为中国主导的企业模式，并塑造出一支统称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新队伍^[15]。

“三大改造”至20世纪80年代商品化改革早期的30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如前所述，中国重工业优先的后发追赶战略，除了是一个经济战略之外，更是一个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改造计划。随着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城市工人人数随之扩大，至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工人人数已经从1949年的800万人，发展到10 939.9万人，增长了12.6倍^[16]。尽管工人人数仍然少于农民，但是人数已经破亿，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如果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工人政治参与其中一个指标，那么这一时期工人中党员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1957年，党员占职工人数为13.5%，到改革开放之初，工人中党员所占比例分别为：1978年为13.8%，1979年为13.4%，1980年为12.5%，1981年为11.9%^[17]。工人党员人数的增长，表明党组织对工人群体保持着持续的开放性，以及中国工人正式参与的增长。

从收入水平来看，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工人的福利待遇，相较于农村人口，哪怕在城镇人口中都是较高的。工人享有各种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社会服务和保险，成为民间社会中令人称羡的阶层。建国之初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是工人，1950—1956年是31.4%；来源于农民的占24.4%。但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对几个重点企业的调查，1966年之后，来源于工人的只有3.1%，来源于农民的下降到6.5%，来源于学生的则上升到76.4%^[18]。换言之，工人队伍主要是从学校应届毕业生中补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这一职业的吸引力。(www.daowen.com)

对于这支异军突起的城市社会力量，国家政权早有应对之策。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之特征，在于国家与家庭大，社会小，而西方是社会大，国家与家庭小^[19]。虽不无道理，但亦未免过于简约化。中国社会给人“小”的印象，在于无强固的阶级力量，但并不表明中国无横向联络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最显著者就是家族。同样，西方社会也并非没有家族，只不过西方社会的家族是显赫的贵族门第，而中国的家族就是中国的社会。

中国革命荡涤了中国的家族力量。对“四大家族”的批判，使“家族”沦为一个政治污名。土地改革以及城市资本主义改造，都彻底消除了家族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枢纽地位。《婚姻法》的颁布和单位制的确立，使中国建立了一个“无需社会的社会主义”。诚如刘建军所指出的那样，单位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分配机制，通过单位，社会资源可以由国家控制，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进行分配^[20]。《婚姻法》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家庭构成，以之为基础将家庭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这样，中国就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国的社会政策通过国家-单位体系直接施行于家庭，而无需产生出一个尾大不掉的自主社会。因此在革命后的中国，有的只是国家与家庭的二元关系，而无国家与社会（家族、阶级）的关系。黄宗智先生指出的，所谓国家与社会之间新兴的“第三域”^[21]，其实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衍生出来的“社会”。新生的工人职业群体虽然强大，但是通过单位制被吸纳到国家体系之中，因此他不是独立于国家体系的社会阶级，相反他是与其他职业群体一起构成“工人阶级”而与国家体系同一化。

这样一来，中国工人作为职业群体的特殊利益和身份意识被淡化。相应地，作为统治力量的“工人阶级”也化为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尽管如前文所述，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阶级，以及职业群体，都缺乏自我认知，这一过程实际上消解了那个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社会”，实质性、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是作为资源控制机制的“单位”。

在这一时期，工人的特殊利益也只有在家庭领域才能显示出来，而这也构成了商品化早期中国工人最大的挑战。个体经济的崛起使中国工人在民间社会的优越地位遇到了竞争者。中国工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微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炒更”的流行。很多技术工人在下班时间，甚至在上班时间做兼职。商品化早期，许多民营工厂不仅缺乏人手，更缺乏技术工人。对于超出一定雇工人数的工厂，定性将发生根本改变，即从“个体经济”变为“私营经济”，税收政策、社会地位、政治风险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很多最初的个体工厂主会想办法规避，比如招揽自己的亲戚、邻居，不需要签定正式的用工合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邀请国营企业的职工在工作之余来工厂“炒短更”。在当时中国国营工厂温和的管理风格之下，技术工人获得了大量这样的机会，尽管这是违反工厂管理制度的。通常只有在“炒更”时发生工伤事故，才会让制度和行为之间的矛盾爆发出来。然而，出乎这些工人意料的是，民营经济在他们人力扶持下一路发展，最后反而将他们自己的工厂送上了不归路。

中国工人生活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家庭手工作坊的兴起。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民营工厂倾向于让工人在自己家里进行来料加工，只要这种加工不需要大型的机器。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少雇人，连厂房成本也节省了。家庭代工往往是工业化早期工厂主最青睐的方式^[22]。代工比“炒更”更加名正言顺，它利用的是下班时间，代工工人不必躲躲闪闪地跑到个体工厂中去加班，显得无可指责。代工者到个体工厂中领取加工材料，只需要配备简单的加工工具，召集自己的家人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作坊。退休老人、学龄儿童有时候都加入其中，这可以视为中国式“勤劳革命”的一个侧影。

笔者对当时南方城市兴起的家庭手工作坊有着亲身经历。20世纪80年代商品化开风气之先的南方城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代工的经验，有的装手表表带，有的打皮鞋帮，有的做钥匙扣，等等，均属“轻工业产品”。有一年暑假笔者到亲戚开办的制作跳绳的工厂中帮工。厂房就在家里，唯一的一台大型机器——塑料压花机放置在客厅。算起来雇工人数有10多人，都是亲戚与街坊邻里，因此都没有签雇工合同。工厂主原来是一家国营企业的职工，与原单位协商之后离开国营工厂，自己办厂。一条跳绳，从塑料颗粒到包装入箱，要经历压花、剪绳、穿绳手柄、焊接、包装、装箱等工序，但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专业分工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原因并非中国厂商不够“理性化”，而是因为工序之间的复杂程度不一样。第一道工序剪绳与最后一道工序装箱，相对都比较简单。如果实行分工，到一定时间，剪绳工和包装工就会无事可做，同时积压大量剪好的绳子在厂房里，不同工种的工人会相互抱怨。计算工薪时，无论是计时还是计件，都会引发不公。最后，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一个工人除了压花之外，从头到尾包办所有工序。像笔者这样的小工，工作效率自然最低，每每遭到其他工友的耻笑。笔者的用工成本也非常低，按每根跳绳计件，只有3厘，一个暑期的工钱只有15元人民币，而一根跳绳的价格高达10多元人民币。结合当时所接受的知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

在80年代的商品化浪潮中，所有工人都没有意识到，用他们个体劳动培植起来的商品市场是一个“瓶中魔鬼”，若干年后竟成为他们所在“单位”强大的竞争者和挑战者，而最终迫使国营企业走向破产、转型。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