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关于工人阶级的形成，长期以来存在“产业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解释路径之争。前者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后者则以汤普森为代表^[1]。恩格斯强调产业革命造就了工人阶级，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阶级就形成了；汤普森则看到不同文化体中工人力量的差异，发现了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文化嵌入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两者的区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恩格斯从不讳言爱尔兰工人与英格兰本土工人的差异；也从未放弃甄别不同产业领域工人力量的差异，如他发现工人力量最“集中”者在纺织业，他的解释也不纯粹是产业结构使然，甚至还提到了浸礼教的关键影响^[2]。

同样，汤普森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凡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看问题者，大概都摆脱不了这个标签。他的建构主义，谈不上是对产业主义的颠覆，顶多只是一种解释上的补充，是在宏大历史建构中提供了中观的机制性解释，因为脱离了产业革命的大历史条件，浸礼教的作用根本就无从谈起了。

同样的问题涉及对中国工人政治史的理解。中国工人这个职业群体是在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人有共性；但是中国工人又有他的特殊性，如裴宜理所说，“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3]。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工人由于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不断被人为地加以建构，而建构者本身也是被建构的。这增加了理解中国工人政治的复杂性。

毋庸讳言，中国工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三个叠加历史进程的产物，这当然可以视为是中国近代开启产业革命的几个环节。据刘明逵统计，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已达10万人之巨，而在1919年这一数字已经剧增至261万^[4]。即便如此，中国工人在中国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中国依旧是以农为本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政治的特殊性：中国工人政治之重要性，不在于工人在中国产业发展中扮演多么具有决定性的角色；相反，这种重要性是被建构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被革命话语建构出来的。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政治氛围中，工人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革命性”。工人自己也以此构建自身认同。这种对自身革命性的认识贯穿了中国产业工人群体百年沧桑，也是他们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历史情结。

在当时“左”的革命思潮指导下，发动城市工人起义，成为主要的革命斗争手段。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将工人作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来加以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成立之初并没有一名工人党员，事实上都是知识分子^[5]。为了名实相符，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步伐，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整合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厂矿企业中发展党员、成立党的支部，使1921年后的工人运动烙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烙印。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人的动员是卓有成效的，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城市工人革命运动高潮。在这场运动中，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导火线。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洋雇主枪杀，引发了这场工潮，致使上海全市20万工人罢工，斗争持续3个月。工潮向全国蔓延，近60万工人罢工，其中省港大罢工持续斗争长达16个月，给国际资本力量造成沉重打击，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罢工。与之同时，京汉铁路工人、安源矿工也发动了大罢工，有力地声援了上海的工人运动。据考察，铁路工人和矿工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体中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生活待遇最好的群体，其中不少技术工人来自上海。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工人力量的兴起，是政党政治嵌入的结果^[6]，从而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的描述形成对照。(www.daowen.com)

国民党在1927年对城市革命工人力量进行了无情镇压之后，抓紧了对工人的统合工作，一系列调节劳资关系的法律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出台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政策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理论上，工人的革命性是相对资产阶级而言的，但是从中国工人的成长而言，中国工人主要的反对对象不是本土或者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更大的资本力量——帝国主义。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工人的斗争天然是全球化的，这种世界观迄今主导了中国工人的视界：中国工人与本土资本力量的关系基本上维持中世纪的庇护关系，易于以协商方式处理，除非工人是外包的，即所谓散工、零工，与工厂主不存在严格的管束关系，才会在利益冲突中爆发出强烈的对抗性；中国工人与国际资本的关系则是强烈的劳资矛盾关系，劳资矛盾动辄以集体抗争方式呈现。这显得十分吊诡，但也确是“半殖民地”政治在劳资关系上造成的后果^[7]。尽管工人面对的都是资本力量，但是对国际资本的反感将淡化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排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也会冲淡阶级意识，使之对民族资本具有较强的容忍性。

因此，中国工人身上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性。早期工人动员的策略之一，就是将他们的痛苦归结于“洋买办”的压迫。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工人先后掀起多次工潮。这些工潮多是针对管理制度、工资等，但是工潮背后多少都与洋人主管和外国资本有关，不免带有民族主义的感情成分，致使民族主义在中国城市工人找到了坚实的土壤。如上海邮政职工运动的历史就表明，由于中国现代邮政事业甫一建立，就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当时的上海邮政职工斗争的对象多为外国主管，而使他们表面上争取工人福利的斗争被赋予了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合法性^[8]。

让中国工人趋于进一步组织化的，不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本侵华导致中国本来就薄弱的民族工业遭遇空前危机，中国城市工人大量失业，甚至沦为难民，中国抗战的经济保障线遭受摧残，大量工厂迁往内地，部分工人也随之内迁。据美国学者麦金农考察，1938年大约有170个工厂从上海搬迁到武汉，这些工厂大多是民办企业，迁厂的工作主要是由工人自己来完成的。随着工厂搬迁，有大约4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到了内地。武汉沦陷之前，成为迁厂的中转站，前后大约有10.8万吨设备从武汉运走^[9]。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工人的著作——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化名的“昆厂”是一家典型的战时内地工厂，工人的籍贯来自不下于10个省份，技术工人则以“外省”为主，主要来自江浙和湖广地区；帮工和小工则以本地人为主。对工人地方性的分析，是《昆厂劳工》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但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真正值得玩味的，反倒是中国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竟达到了较高的组织化水平^[10]。

战时的“工合运动”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在民族主义感召下的组织化进程。工合运动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埃德加·斯诺夫妇、路易·艾黎以及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倡导发起的，按斯诺的说法，目的是将“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11]。工合运动，主要是以工业合作社方式组建生产企业，工人同时是合作社成员，在企业中至少拥有一股。合作社的工人主要来自于难民中的技术工人。从1938年至1941年，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16省区，设立合作社近2 000所，动员15万失业工人和难民参加生产，产品种类有百余种，足以供应军需民用。工合运动高潮时，社员达到25万人之多，合作社也有3 000多个^[12]。由于日本控制范围的扩大，工合运动在1942年难以为继，但是中国工人借这个运动主动走到了斗争前线。

总而言之，工人的抗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为生活所迫，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经济动机绝非工人起而抗争的唯一理由，相反，工人的抗争中往往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和个性反抗的色彩。中国城市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延续了较强的政治斗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