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迈克尔·布洛维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汪仕凯　译

[内容提要]同流行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不同，本文主张生产领域才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地点。在此基础上可以捍卫如下理论主张：首先，我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显著并且有意识地介入了历史；其次，我认为工人阶级对历史的介入是并且继续是被生产过程塑造的。生产过程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中心位置，表明生产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首先，工作组织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效果，也就是说当工人将原材料转化为商品时，他们同时也在再生产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于这些社会关系的经验；其次，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同工作组织一道控制生产关系的清晰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机构。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生产政体的概念，并且生产政体也存在着多种类型以及类型变迁。

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它旨在捍卫一个在不合时宜的地点形成了不合时宜的阶级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命题，这个阶级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工业无产阶级的地点则是生产领域。我所捍卫的理论命题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我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显著地并且有意识地介入了历史；其次，我认为工人阶级对历史的介入是并且继续是被生产过程塑造的。这个理论命题同当代马克思主义内外的主流见解是相互冲突的，主流见解或者为了投身新社会运动而摒弃了工人阶级，或者视工人阶级仅仅是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众多集体行动者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大西洋两岸的“新左派”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主张——工人阶级的特殊地位和生产的优先性。当一个学者认可了上述批评的潜在内容时，他还能继续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这些正在涌现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假设在理论上和哲学上都是难以承载的负担。最初，工人阶级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解放自己以及全人类的使命，我们必须同这样的工人阶级含泪告别，转而拥抱源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这里的公民社会被看作是存在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被忘却的空间。在公民社会中，社区冲突、女权运动、环保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反战运动纷纷生根发芽，并且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运动。

如果工人阶级的弥赛亚式的激进主义如今在哲学上、理论上以及政治上都难以被接受，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将工人阶级身上的重担恰当地减轻到它对历史的实际而非想象的介入水平？答案似乎意味着如果这样做，工人阶级不仅会失去革命性，而且也将变成一个死亡中的阶级^[2]。后工业社会开创了“去工业化”进程，并制造了一个不断萎缩的、软弱的工人阶级，新阶级开始取代工人阶级的位置，例如知识分子成为未来的替代性图景的行动者^[3]。另外一种策略是将社会主义降格为社会民主，继而将社会民主简化为数量问题。充分的调查显示，工人阶级的规模从未达到足够使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程度^[4]。工人阶级和同盟者之间的联盟政治，以及在社会主义目标上的政治妥协，一直是并且不可避免地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这就为以选举政治为名义的运动提供了基础。

当代历史研究重复着这样的趋势。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被短暂地抬起，却又被重重地摔下。马克思将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投射到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却从未实现对权力的改造^[5]。相反，被马克思视为一麻布袋马铃薯的小农阶级却活跃起来，并成为推动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已经是过去的故事，或许继续存在于第三世界，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扮演领导者的角色^[6]。国家是一个有着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行动者，没有力量能够改造或者摧毁国家，只能控制国家和同国家进行协商谈判，国家依然矗立在那儿，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

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命题受到了同样的责难。此类命题关注工人短暂出现的英雄主义行动，很多学者研究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挽歌，这就是工匠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反对资本侵蚀而奋起抗争，这些斗争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偶尔也会举起激进主义的旗帜^[7]。我们除了在悲惨和狂喜的时刻救赎过去的工匠，以作为对当下的空心墙的规劝之外，别无作用。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原子化的、分裂的、对象化的工人阶级^[8]。劳工史学家和预言工作退化者开始联起手来，精心编排着工人阶级的最后舞蹈，它是一种只能由研究者拒绝牵连其中从而加以揭露的图谋，和只能被乌托邦主义的巨浪颠覆的图谋。

然而，这些正是我从事的研究所处的背景，一种正在出现的试图将工人阶级魔术般变走的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一种悲怆情愫渗透，它要依照自己的想象重建历史，并且将其投射到未来。我认为，将革命的工人阶级甩到历史的礁石之上，或者拍死在海滩之上，是一股汹涌的潮流，直接同这股潮流对抗是有勇无谋的行动。因此，我并不打算恢复工人阶级的弥赛亚式的角色，也不打算将其弃之不顾，任由假定的历史逻辑的变迁自行主宰。我同样不打算进行相互对立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替换，这就是用关于工人阶级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的形而上学，替代关于工人阶级是人类的解放者的形而上学。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如果我们采用比较和历史的维度来从事社会学的研究，那么工人阶级的历史就不是它的诽谤者试图引导我们去相信的那样平淡无奇了。至于去工业化问题，我并不否认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它也很可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然而，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工人阶级的全球性改组提供了工人阶级重新激进化的条件，而工人阶级的重新激进化已经在拉美、非洲、东欧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出现了。换句话说，不应该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沉默投射到过去和未来，也不应该将其视为其他国家的普遍现象。如同革命动力并不是工人阶级天生的品质一样，放弃这样的地位也不是自然的或者不可避免的，而是由特定条件导致的。

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将对生产的理解拓展到纯粹的经济含义之外，详细考察生产的政治内容，那么折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挫败就能够同现实变得协调起来。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政治经济学谋求实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从未试图将生产的政治内容予以理论化。尽管我和当代的对经济决定主义的批判站到了一起，但是这并不会导致我去争论工人阶级是或者不是在生产之外成为历史行动者。事实上，我坚持的理论见解是生产过程决定性地塑造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此种理论见解必须得到下述发现的支持才能成立，这就是生产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工作组织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效果，也就是说当工人将原材料转化为商品时，他们同时也在再生产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于这些社会关系的经验；其次，劳动过程中存在着与工作组织一道控制生产关系的清晰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机构。生产政体的概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工厂政体包含了生产政治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内容。

研究工人阶级或许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绝非是与时代脱节或者与时代不相干的。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为从事古老阶级的研究增添了新价值，它不仅为理解工人阶级，而且为理解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替代性方案。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与用于工人阶级研究的传统原理是不同的。首先，让我来谈谈方法论原理。本文的理论命题需要将工人放到生产的环境之下进行研究，无论生产环境是狂躁不安的还是消极被动的。对工厂政体的不同形式的调查，以及对特定形式的工厂政体存在和转化的条件的分析，都是必需的。为了证明生产政体对于工人阶级流动有着独立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具有相同劳动过程但具有不同工厂政体的案例进行跨国和跨时段的比较。为了检验存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相同的劳动过程，本文将集中关注纺织工人、机械工人和采矿工人。

与研究传统产业工人的方法论原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特定的理论原理，因为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纲领有着最为基本、同时也最令人怀疑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必须研究生产过程是如何塑造工人阶级的，这种塑造不仅包括客观的劳动过程，而且包括主观的引发斗争的特定经验和对于劳动的解释。或者，用我自己的术语表达就是，必须研究生产过程的纯粹经济内容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对生产的重新概念化，将会重新界定不发达理论、国家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重新概念化同样能够阐明其他领域中的问题，至少能够阐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问题。为什么特定的集团会在特定的时间形成社会运动而其他集团则没有，学术界很少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化解释，也没有理解斗争中的支配机构所具有的影响。如同学术界总是放任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而不是解释这个事实一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总是拘泥于事实而不是解释它们的斗争。有鉴于此，从生产政体的角度重新研究工业无产阶级对历史的介入和对历史的回避，我们不仅能够描述工人阶级，并且能够解释工人阶级。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社会运动中有所收获，事实恰好相反。生产政治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批评，并且提出了个人化即政治的观念。换言之，国家之外是存在多种政治的。我并不认为这些运动就其自身的特性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时常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令人难以理解；研究者迫不及待地去发现运动中的行动者，而没有去分析运动在微观支配机构中的基础、微观支配机构与国家机器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施加在这些支配形式转型中的障碍。

之所以研究工人阶级或者其他被压迫团体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政治性的。工人阶级仍然代表着对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批判，不论现代社会是指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过程是由私人产权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指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过程是由行政命令支配的国家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者的内涵意味着一种对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的替代，这就是说遵循生产者（个体的或者集体的）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然而，工人阶级实践这种原则的任何失败，绝不能证明这种原则是无效的，也不意味着免除了我们检验这种控制形式的压迫的责任。

我并不是要否认其他形式压迫的存在，例如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我也不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就能自动消除这些压迫，但是性别统治和种族统治比阶级统治更具韧性，阶级是现代社会组织中更为基本的原则。这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阶级能够更好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再生产过程；其次，种族统治和性别统治更多受到阶级统治的塑造而非塑造阶级统治。因此，任何试图消除非阶级统治形式的努力，都必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事这样的改变的限度和特性。

此时，如果我追溯一下“生产政治”这一概念的起源，对于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它最早出现于我在联合公司的南加利福尼亚分部当柴油发动机机械工人的时候，在我作为机床操作工的十个月的时间里，从1974年6月至1975年4月，哈里·布雷弗曼出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讲述自己在生产车间中的经验，也没有发现这些经验对于我和我的工友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体验着自己的车间生活，并将布雷弗曼抱怨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工作在布雷弗曼看来可能毫无技术含量，但是它们包含着足够的智慧，它们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候甚至留给我足够的自主性。不确定性可能是最令人伤脑筋的，如同它曾具有魅力一样。工作的对象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如果我们经历过的话，它不能被简化为资本主义的冷漠律令。我们参与到了我们的服从之中，并且策略化了我们的服从，我们是剥削我们的积极帮凶，这并不是对主体性的破坏，反而是生产政治引人入胜的地方。

并不是布雷弗曼，而是葛兰西、普朗查斯、阿尔都塞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颇为流行的抽象理论，为理解我的日常工作提供了洞见。他们关于霸权的分析——统治阶级将自身的利益呈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大众阶级国家（the popular class state）的宪法、权力联盟的构建、被统治阶级的去组织化、国家法律的自主性等——所有这些同工厂的联系就像同公共权力的联系一样紧密。因此，集体谈判具体的协调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申诉机制将工人建构成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内部劳动力市场则在生产车间制造了盛行个人主义权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right）的环境。这些制度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是给工人的斗争施加了限制，并且也限制管理者的专断行为，从而使权力制衡成为现实。管理制度提供了一个免于管理权力侵蚀的自主行动的领域，于是赋予工人去发展有效的工作关系的机会，并且驱使他们为资本的利润而工作。合作围绕着为完成一定工作量的赶工游戏展开，赶工游戏的规则得到了工人以及管理者的认可和维护。最初是为了缓解无聊和为八小时的工作添加些许意义的赶工游戏，现在具有了制造对规则的认同和使生产关系模糊化的效果。强制只有在违反规则时才会实施，而且强制也是处在规则范围之内的，并成为更大游戏的一部分。简言之，当我们为了完成工作量而在机器上拼命工作时，我们不仅制造了柴油发动机，而且制造了合作关系和支配关系，同时也认同了这些活动与关系。

我将制造霸权秩序的管理制度称为“内部国家”，以类比于“外部国家”。然而，一旦中心的观点得到了说明，即国家之外也存在着政治，“内部国家”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分析价值的边界就出现了。究其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它模糊化了国家机器的本质内容，这就是国家是组织化暴力的垄断性组织，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之中的核心要素，它是围绕着国家的家庭、工厂、社区等等之中的权力体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治是总体政治，是政治的政治。其次，“内部国家”这一概念不能够证明聚焦于工厂的正当性。“内部国家”这个概念缺乏明确的论证，指出工厂机构是“内部国家”，而否认家庭机构就不是“内部国家”。所以我坚持生产政治的观点，它的轨迹和目标不是“内部国家”，而是生产的政治机构，“工厂政体”这个概念包括了这些机构以及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

工作场所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直接导致了它们相互关系的问题。著名的社会学家唐纳德·罗伊在三十年前也以摇臂钻操作工人的身份在联合公司工作过，这就使得我能够发现工厂政体在战后时期的演变，但是我未能成功隔离生产机构的两种变化——一种是由于国家规制形式的发展导致的一般性变化；另一种是由企业自身变化尤其是市场环境变化导致的特殊性变化。实际上，我打算强调罗伊工作过的吉尔公司并入国际联合公司，是导致工厂政体从专制形态发展到霸权形态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将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主要灵感来自米克洛斯·哈拉斯蒂（Miklos Haraszti）对布达佩斯的红星拖拉机厂所做的非凡的社会学研究。1971年他以机器操作工人的身份在那儿工作。幸运的是，唐纳德·罗伊工作的工厂同红星拖拉机厂有着高度相似的工作组织、生产技术以及薪酬系统，而生产政治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联合公司的霸权政体建立在工厂机构的相对自主、在应对工人斗争时限制管理层的专断权力的基础之上，红星厂的专制政体赋予管理层毫无约束的支配工人的强制手段。国家与工厂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立刻显现出来了，在联合公司，工厂机构与国家机构实现了制度化分离，但是红星拖拉机厂则是混合在一起的。确定无疑的是，国家干预塑造了联合公司的工厂机构，但是国家干预没有直接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在红星拖拉机厂，管理层、党组织和工会都是国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手臂。

我将红星拖拉机厂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是因为强制压倒了同意；我将其称之为官僚专制政体，是因为它是国家的行政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市场专制政体则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导致的，国家只对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进行管制，也就是说国家只发挥保护市场关系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市场专制政体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现代工业的工厂政体的原型，在市场专制之下，国家同生产政体是分离的，并且也不直接塑造生产政体。但是，在霸权政体下，国家与生产政体同样是制度性分离的，国家通过规定生产过程中的行动机制、影响斗争的决心来塑造工厂政体。生产政体的三种类型可以下述表格呈现（见表1）。

表1　生产政体的三种类型

注：图表纵向表示国家对生产政体的干预方式；横向表示工厂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制度性关系。

第四种政体——集体自治——包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工厂关系，在这种政体中，工厂机构是由工人自己来管理的。然而，国家，至少是一些中央行政机构，规定了集体自治的工厂的条件，这就是规定工厂用何处供给的什么材料生产什么商品，而且中央计划机构也会受到来自下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是由工厂委员会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所产生的。

上面的表格提供了本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能够赋予仅仅以两个工厂的研究为基础推导出来的四种工厂政体何种意义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以市场专制政体、霸权政体、官僚专制政体为一方，而以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为另外一方，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又是什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和边缘国家中，我们能够发现何种其他类型的生产政体？它们再生产以及转型的条件是什么？不同类型的生产政体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对阶级斗争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能够将生产政体的影响同其他制度分离开来吗？我们能否对一种政治的系统向另一种政治的系统的转型作出说明？这种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的、系统的内在趋势导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导致的？只有将生产政体置于特定的经济和国家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回答这些问题。(www.daowen.com)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注意将生产的政治机构同其物质基础——劳动过程——区别开来。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部分试图通过细致地检验布雷弗曼的工作，从而为生产政体和生产政治的理论化提供基础。在布雷弗曼看来，劳动过程包括两组活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的标志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此种分离的出现对于工人来说就是支配的开始。在此，我们对于劳动过程的理解稍微不同于布雷弗曼，我们从工人为了生产商品而进入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劳动过程，我将这些存在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同管理者的关系称为生产中的关系。这些关系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是不同的，前者同工作组织有关，而后者指的是将剩余价值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的关系。应当说明的是，剥削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生产关系同样包括存在于组织剥削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关系包括占有和分配剩余价值两个部分。鉴于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模式，相同的生产中的关系——相同的劳动过程——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生产模式中，因此，我们不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

一旦劳动过程的概念——观念与执行之间是分离的或者统一的——被一个理性概念取代，强调的重点就从支配问题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这就是生产机构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启示，尽管制度与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国家机构同样再生产着生产中的关系和剥削关系，如同生产机构能够再生产源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支配关系一样，例如种族关系、性别关系。

我对布雷弗曼工作的讨论，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斗争的问题——斗争也是由不同类型的生产机构塑造的。我必须承认劳动过程只是影响生产政体形态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其他因素可以通过对一系列案例进行历史研究来发现。《生产政治》一书第二章将检验马克思描述的工厂政体原型——市场专制政体，通过回到马克思分析的地点——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我们发现市场专制政体是非常独特的。在19世纪，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从“公司国家”（company state）^[9]发展到宗法政体（patriarchal regime），再到家长制政体，不仅反映了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反映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的变化。在美国的棉纺织业中，我们发现了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对于生产政体转型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通过与俄罗斯比较，国家机构与工厂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得以揭示出来。

事实上，第二章表明市场专制政体的条件是不确定的、偶然的、确实少见的，这些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或是理所当然的，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第三章继续解释实际的历史变化，以弄清我所谓的霸权政体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积极角色，劳动者不再任由监工专断行为摆布，管理者必须在同意和强制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其中同意要优于强制，而不是相反。当然，国家帮助劳动力再生产的力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瑞典和英国要强于在美国和日本。不同的国家由于市场因素、劳动过程、工厂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将会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生产政治出现相当大的不同，所以不应当盲目地试图发展特定类型的帮助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制度。最后，我讨论了当代新出现的一种专制生产政体，它保留着过去的霸权生产政体的外在形式。这种霸权专制政体根源于不断加速的资本流动，不断加速的资本流动打击了作为集体力量的劳动者，迫使劳动力将过去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以相同的方式重新让步给资本。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的研究假设存在性质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作组织，但是此种假设能够很好地经受住严肃的经验验证。事实上，我们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获得的证据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果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过程，那么在第四章中我认为存在控制劳动过程的鲜明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即生产政治模式。此种生产政治模式可以通过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得到解释。与私人产权和通过市场分配剩余价值不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企业是国家所有制和经济剩余价值由中央再分配。与私有企业为了利润而竞争不同，国有企业为了利润同中央计划机构进行讨价还价。企业具有或强或弱的对本企业的雇员进行让步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在于企业掌握着关键商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与中央计划机关进行讨价还价。越是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讨价还价就越是突出，生产政体就越是多样化。官僚专制政体存在于生产缺乏优势的产品的部门（例如耐用消费品、服装、食品），而官僚谈判则存在于生产具有优势的产品的部门（例如煤炭、钢铁、机械等部门）。

国家社会主义同样产生了第二种趋势，即企业之中的政治二元论。鉴于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利润的严厉约束——硬预算约束，国家社会主义企业有国家的保护，处在软预算约束之下，他们为了提升自身与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必须继续寻找经济资源以扩大或者维持生产；他们面临着短缺而非生产过剩，这些驱使他们搜寻、排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投入和产物进行替换，因此，生产服从于节奏性的变化，需要持续地即兴创作。在此环境下就存在一种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的压力，核心工人由技术工人和经验资深的工人组成，他们很可能就是党员或者工会干部，他们掌握着持续改变生产要求的紧迫性；边缘工人由非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以及农民工组成，他们担负的是常规化的工作。管理层依赖核心工人，因此核心工人能够获得让步，但是这些让步是以牺牲边缘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由此可见，官僚谈判存在于核心工人群体之中，而官僚专制则存在于边缘工人群体之中。

企业不同的讨价还价能力导致了产业部门之间的二元分化，而企业之间存在的供应关系的不确定性则导致了企业内部的二元分化。产权和再分配越集权化，同中央计划机构进行讨价还价就越重要，于是部门之间的二元分化就越会形成，而管理层就越缺乏通过发展企业内部的二元分化以回应供给约束的自主性。我们在匈牙利发现了更多的企业内部的二元分化，而在波兰则发现了更多的企业之间的二元分化，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部分解释了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轨迹的差异。

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由于得到了国家的帮助而越来越独立于企业，于是导致了专制政体向霸权政体的转型，相同的转型也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期。工人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越来越独立于企业，工人的住房分配和社会福利也越来越独立于自己的工作表现，而是通过从事所谓的第二经济获得。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为工人应对市场的经济鞭子提供了保护，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面，市场的开放为工人应对国家的政治鞭子提供了保护。

在对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决定工厂政体的一组因素：劳动过程、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企业同市场的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这组因素则受到更为宏观的国际性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塑造，当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五章解释了国际因素是如何塑造殖民时代赞比亚的独特原始积累模式的。一个不干涉的殖民地国家生产和再生产着劳动力供给，而由一个“公司国家”控制着矿工在受雇用期间的工作和休闲，我将此种建立在生产机构的殖民主义特性基础之上的控制制度称为殖民专制主义政体。殖民专制主义政体意味着存在明显不一样的劳动过程，后殖民时代国家政治的转型引起生产政治的相应变迁，这就导致了其与劳动过程的紧张，后者由于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难以迅速跟随时代变化进行调整。换言之，一旦特定的“殖民主义”生产技术得以采用，一般而言很难发生改变，除非彻底检修采矿设备；与此同时，它的有效性取决于跟随殖民地国家一道被清除的生产政体的具体类型。

我们对赞比亚铜矿采掘业的研究，以及其他半边缘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不同生产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受到劳动过程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到国际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生产政体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国际过程，这个国际过程由相互联系在一起但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所支配。红星拖拉机厂的官僚专制政体和罗德西亚东北部的殖民地政体，一样都是国际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产物。英国生产政治中的无政府主义，不仅是由这个国家作为首个工业国的历史导致的，而且是由对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经济剩余进行占有的行为导致的。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工厂政体的国际决定因素进行初步的分析。

针对我的批评，批评者不可避免会质疑我如何能够从特定的案例研究中得出我的结论，批评者指出我的案例工厂属于例外，也存在着研究者自身的偏好。偏好当然是存在的。这些案例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是具备理论上的关联性。19世纪的棉纺织工厂、吉尔公司，以及20世纪的联合公司、红星拖拉机厂和赞比亚的采矿业，很难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它们甚至也不是所处的社会中的典型，然而事实上，关于典型案例工厂的思想只不过是社会学的狡计。对于那些认为只存在一种归纳模式的人来说，典型案例完全是人为构建起来的。然而，另一种归纳模式确实存在着，它寻求解释运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中的力量，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中单个的案例的恒定性和变异性。因此，第二种归纳模式是从微观情境到塑造微观情境的整体的推演。根据此种见解，任何特殊性都包含着一般性，任何特殊的工厂政体都是在社会或者国际层面上运转的一般性力量的产物。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出这些影响相当具体而又独特的工厂政体的力量。

于是我们在19世纪的棉纺织车间发现的多种多样的工厂专制主义，都是劳动过程、市场力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和国家干预的产物。如同联合公司的官僚霸权政体对于美国经济的公司部门来说显得古怪一样，杰伊公司的无政府主义相对于英国经济的公司部门来说也是独特的。哈拉斯蒂写了名为《一个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的书，该书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典型工人形象。事实上，此种形象描述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边缘工人在匈牙利企业中的工作经历，而彼时恰逢经济改革时期津贴缩减。第四章以“工人国家中的工人”为主题，详细讨论了哈拉斯蒂经历的特殊性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厂政体的多样性。赞比亚采矿工厂政体的专制主义，同样也是由资本原始积累的独特模式和国家的放任主义导致的，这种复合条件我们称之为殖民主义。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试图从特殊中抽象出一般性来。

当然，事实并不能自己为自己正名。从具体的情景进行归纳的过程，只有在得到理论框架的帮助时才是可行的，这个理论框架点明了实际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第一章以及本书其他部分中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我就不可能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联系起来。理论框架还能指引我们超越“是什么”的范畴，超越经验验证，进而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集体自我管理就属于“应该怎样”的范畴，集体自我管理只可能在非同一般的环境下短暂地变成现实。对现实存在的——过去的和现在的——生产政治体制的分析，彰显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生产政体再生产的重要性。而且这些相同的因素的重要性，也必须在检验集体自我管理的可行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因为所有这些依赖于一个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所以扩展案例方法使我们的分析扎根在日常的工人经验之中。我竭尽全力试图将最抽象的内容和最系统的分析，同对于处在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殖民主义之下的工人来说的实际意义联系起来。声称要捍卫工人利益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进行思想交流时，如果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人们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就会导致精英主义和无关联的风险。

【注释】

[1]本文译自迈克尔·布洛维的代表作《生产政治》一书的导论，在翻译过程中有删节（译者注）。

[2]参见Fred Block，“The Myth of Reindustrialization，”Socialist Review，No.73，1984，pp.59-76。

[3]关于新阶级的理论有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埃尔文·古尔德（Alvin Goulder）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一书。

[4]参见Adam Przeworski，“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onmenon，”New Left Review，No.122，1980。在这篇论文中，普沃斯基研究了20世纪欧洲的投票模式，揭示了不断变化的阶级结构所塑造的社会民主策略的困境。

[5]Cornelius Castoriadis，“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kers'Movement，”Telos，No.30，Winter 1976-1977，pp.3-42.

[6]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详细解释了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工人阶级在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角色，这个结论建立在一个薄弱的假设上，即这三个革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由相同的因素导致。

[7]最佳的研究当属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8]参见哈里·布雷弗曼（L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9]“公司国家”（company state）是指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工厂模式，其中资本家在为工人提供住房、用餐、商店、教育、宗教服务等基础之上，实现对工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控制，其要义在于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超越了市场专制的领域从而直接干预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其典型形态是工人社区与工厂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纽带高度联系在一起（译者注）。